本书所获赞誉

对于对科技、创业或伟大梦想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位堪称世界上最重要的创业家独特的性格、永不知足的企图心，以及在困难中茁壮成长的能力。本书充满真挚的情感，细腻描绘出最真实的马斯克。

——《华盛顿邮报》

必读佳作。非常精彩地描述了自乔布斯以来，硅谷最具企图心的创业家。SpaceX、特斯拉的创始人将挫折视为创新成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描绘了他作为一个偏执的完美主义者的成功。

——《金融时报》

埃隆·马斯克也许是继乔布斯之后硅谷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是一本极具可读性的作品，展现了马斯克性格的不同侧面和他在硅谷最大规模的一些争斗中扮演的角色。他是鲁莽与聪慧的独特结合体，执意改变世界，有时略显疯狂。

——《经济学人》

“今年最好的一本书，精彩而有趣。”

——《华尔街日报》

“万斯先生向读者提供了关于马斯克的极其客观、如肖像画般的作品，让我们能够同时从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之处了解他本人。这是一本读起来有很多乐趣的书。作者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有关绿色能源和太空火箭发射技术的信息，同时，他也提供了那些在马斯克身旁工作的杰出人才的故事。最棒的事情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将马斯克的故事娓娓道来，为读者提供了极为顺畅的阅读体验。”

——《纽约时报》

真正好的作品必须在两方面非常突出。其一，提供许多过去没有人说过的精彩故事；其二，不以偏概全，为一位重要人物的曲折人生提供完整说明。显然，这本关于马斯克的书在这两方面都不负众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深入观察，让我们了解这位科技巨人是如何成功的。

——《福布斯》

阿什利·万斯用高超的故事表达，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正在攀升至商业世界顶峰的男人——埃隆·马斯克。作者用权威而详实的表述向读者证明，马斯克已经成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马斯克是否能把人类带往火星，将成为这个星球的开创性事件。

——畅销书《一网打尽》作者布拉德·斯通

自史蒂夫·乔布斯之后绝无仅有的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致力于将可能实现的科学技术变为现实。我们庆幸我们的生活中有如超级英雄托尼·史塔克般的人物，并且在这本书中，我们首次听到马斯克的人生故事被如此生动地讲述。

——风险投资家和互联网先驱马克·安德森

阿什利·万斯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屡受挫折之人的真实故事——他挑战旧有的思想并试图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建议每个人都去阅读这本书，并受到鼓舞，把目标设立得更高一些。

——iPod and iPhone之父，耐斯特公司创始人托尼·法德尔

驱使马斯克这样的实业家推动世界进步的，通常不是名利，而是强烈的使命感和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梦想和野望，以及在极少数人身上可贵地伴随终生的好奇心。埃隆·马斯克的人生经历，和无数改变世界的伟大实业家的经历一样，是那种可以被千百次地写进小说、搬上银幕后，每一次重看都依然激动人心的，属于全人类的传奇故事。

——锤子科技CEO罗永浩

埃隆·马斯克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在这本书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坚持自己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并有能力把它变为现实的实干家传奇。这个传奇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创造财富不是顶峰，也不是终点，真正传奇的成功，是通过商业来实现自己对未来的构想，为人类留下痕迹。

——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

在书中，马斯克是一个疯狂的技术革新者、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有血有泪的凡人。创业者在阅读这本书时，除了能感受马斯克惊心动魄的创业历程和丰富有趣的人生经历之外，还有一些信息很有价值。比如，有目的的学习、招聘用人之道，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伙人和风险投资人。

——搜狗科技CEO王小川

只有“疯狂”两个字才能形容马斯克。凭借着兴趣和感觉就冲进一个陌生行业，如果是一个光脚的这样做，似乎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一个已经成功的亿万富翁、一个享有成功荣誉的投资人这样做，敢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资产投入与以前成功的行业毫无关系的地方，而且还是两个陌生行业，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梦想驱动力。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埃隆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冒险家。他想用工业发明和公司组织来表达他的价值观，而不仅仅追求商业成功。可以说，埃隆已经接过乔布斯的衣钵，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新偶像。

——易到用车创始人周航

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也许是中国商界的稀缺物种。这种超越凡俗的想象、一往无前的气魄、破釜沉舟的勇气，让马斯克不仅仅是一个连续创业者，而是成为人类探索意志的化身。只有拥有创造未来的强烈愿景，才能做出影响人类历史的伟业。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余晨

信仰技术改变世界、技术驱动社会变革的理想主义，是硅谷一个伟大的传统。从微软的盖茨、苹果的乔布斯、谷歌的佩奇到特斯拉的马斯克都是。中国互联网的成长举世瞩目，是时候重启技术理想主义了！我认为BAT等巨头和新一代TMD等巨头需要有更大的担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本书将告诉你一个极客如何怀着理想成为侠客的内幕。

——著名自媒体、“入口级产品”学院创始人王冠雄

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商业环境、文化成就了埃隆·马斯克？读完此书之后，我能对读者给出的建议是，你可以从这个奇人身上得到一些启迪，但不要梦想成为这样的人。

——丁香园CTO冯大辉

推荐序

为了下一个还没有留下人类足迹的星球

锤子科技CEO罗永浩

互联网带来的繁荣景象和由此带来的对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常常使得我们活在某种虚幻的感觉当中：我们的世界好像一直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光明道路上。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经历了蒸汽机、火车、汽车、电灯、电话、电报、计算机、火箭这样的伟大发明之后，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已经几十年都没有什么革命性的突破了。这种比特世界的巨大进步和原子世界的原地踏步，也使得彼得·蒂尔发出“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这样的感慨。

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几乎全都扑在了互联网上。工业革命开始后的那两百多年，那个科学家、发明家和实业家英雄辈出的火热年代，仿佛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首次完成登月之后，一度被认为普通人也负担得起的星际旅行，至今也没有成为现实，而且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

今天在中国火热无比的全民创业，几乎也全都是互联网项目。互联网当然没什么不好(我们热爱互联网)，但正如杰夫·汉默巴彻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头脑，都在思考如何让人们点击广告，这太糟糕了。”

2012年，我尝试追寻我的科技实业梦想时，在投资界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做实业已经过时了，何况又那么痛苦，还是互联网好啊，融资也容易。”而在创业者中常听到的则是，“做实业已经过时了，何况又那么痛苦，还是互联网好啊，骗钱也容易。”

和前几次工业革命时期实业家们的处境不同的是，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创业，由于赶上了好时代，由于风险投资行业“人傻钱多”，使得创业者们即便发展不顺利，充其量也就是经历一些疲惫、烦恼和焦虑而已。在很多不负责任的创业者眼中看来，就算公司最后倒闭了，也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罢了。早期实业家们那种动辄搭上全部身家的巨大压力，以及类似遭遇工会捣乱、黑帮敲诈、政府勒索这样苦难的创业历程，今天的创业者们通常是体会不到的。

但即便是在今天这样平庸幸福的时代，也有些浑身充满冒险和进取精神的企业家，在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和财富之后，仍然在内心的使命感驱使之下，不惜投入全部的财力和精力，不计后果地去实现自己的实业梦想。

埃隆·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家。他17岁一个人离开南非的家去加拿大寻找新生活，21岁拿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到美国读书，28岁时以3亿美元卖掉了他创办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31岁时以15亿美元卖掉了他和彼得·蒂尔联合创办的第二家互联网公司。

然后，他拿着自己全部的财产投身实业，自杀般地同时从事航空航天、电动汽车和太阳能这三个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高科技行业。最艰苦的时候，面临其中两家企业同时倒闭的危险，也被庸众当作兜售虚假希望的骗子。最后，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和压力，奇迹般地把这三家企业都做成了：SpaceX成为航空航天业最稳定的运营商，特斯拉已经是全球最酷最畅销的纯电动豪华汽车，太阳城目前是最大的消费者商用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供应商。

完成了这些看似绝无可能的任务之后，他不暇停留，又野心勃勃地开始了尝试让人类能够移民火星的未来10年计划。

驱使这样的实业家推动世界进步的，通常不是名利，而是强烈的使命感和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梦想和野望，以及在极少数人身上可贵地伴随终生的好奇心。

今天，埃隆·马斯克所从事的事业依然存在风险，他可能会在现有的三个企业之外还对别的项目感兴趣并再度冒险去尝试。他也许会创造更大的成功，也许会失败，可以肯定的是，担心失败一定不是他放弃尝试某个事业的理由。

美国科技记者阿什利·万斯写作这本传记时，获得了和埃隆·马斯克本人长达40多个小时的谈话机会，很多与特斯拉和SpaceX相关的信息，都是在这本书中首次披露的。

埃隆·马斯克的人生经历，和无数改变世界的伟大实业家的经历一样，是那种可以被千百次地写进小说、搬上银幕后，每一次重看都依然激动人心的，属于全人类的传奇故事。

关于埃隆·马斯克的梦想、野心以及创新的一切

搜狗公司CEO王小川

在美国，许多人把埃隆·马斯克看成是现实版的“钢铁侠”——一位精于技术发明，并以此保护自己不受阴谋所害，走上拯救地球之路的超级英雄。

与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展现出来的睿智和潇洒不同，马斯克拥有一副更符合美国人审美的硬汉形象，给人以安全可靠之感，他体型高大、身体结实，执着于能够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创造发明。

马斯克还是一位极富野心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他从早期创立Zip2、X.com等公司实现财富自由，从SpaceX、特斯拉、太阳城找到实现梦想的可行性，令其名声大噪。目前，45岁的马斯克既是后面这三家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也直接参与民用火箭、环保汽车特斯拉的研发与设计工作。此外，他还投资电影、热衷于慈善事业，精力之旺盛，匪夷所思。

对于中国普通大众而言，相比于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目前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长久以来，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关于马斯克的报道，或者从硅谷创投圈人士语焉不详的描述中去获得关于他的信息，去了解他所从事事业的冰山一角。

尽管在国内的互联网创投圈及科技媒体圈，埃隆·马斯克算不上是陌生面孔了，这两个圈子的人士在谈起马斯克时，多的能说出一些关于他及其公司的事迹，少的至少能说：“啊，埃隆·马斯克，我知道，就是那个想把人送上火星的疯子。”而且马斯克投资的互联网支付工具PayPal在国内甚至还有一些追随者。其创建的特斯拉轿车品牌在2013年进入中国时曾引起国内互联网创业者及大佬的竞相追逐，成为互联网弄潮儿的心头爱。

但我们缺乏关于埃隆·马斯克较为完整详细的信息。

现在，阿什利·万斯给了我们一次较为全面地了解埃隆·马斯克的机会。万斯深入地对马斯克及其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合作伙伴、儿时的玩伴等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采访，试图让读者去了解马斯克疯狂想法的来源、冒险精神的根源所在以及乐此不疲的技术革新的初衷。

在这本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

马斯克特立独行的行事作风源自他母亲家数代传承的放任自流的教育方式，这种方式始于他的外祖父，一位从事过农夫、建筑工、牛仔表演者以及按摩师等诸多工作的加拿大人，在事业和家庭达到巅峰时，毅然决然离开故土，卖掉所有产业，举家搬迁至陌生且正值社会动荡的南非。从蹒跚学步开始，马斯克就开始听他的母亲讲述外祖父那些四处冒险的故事——深入丛林，寻找失落之城；驾着自己组装的私人飞机飞越数万公里，从南非到挪威，再辗转至澳大利亚，直到72岁高龄时因飞机事故折断脖子，才结束其疯狂的一生。马斯克也喜欢冒险，他曾从著名设计师拉夫·劳伦手中抢下全球限量出售(66辆)的迈凯伦F1赛车，并邀请同样拥有该车的甲骨文联合创始人一较高下。

和乔布斯一样，马斯克有一段不幸的童年，父母离异，各自分居(马斯克先跟随其母亲生活了几年，12岁开始与其父亲一起生活，直到18岁)。当作者万斯试图更多地去了解这种不幸时，他收到了来自马斯克的警告，具体细节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

马斯克当时生活的南非，有着非洲大陆与生俱来的自由散漫和粗犷，并伴随着激烈种族主义下的流血冲突，这令身为白人富裕阶层的他感到羞愧。万斯坚信这种社会环境导致了马斯克从一开始便把拯救人类放在首位，而非解决南非一个国家乃至非洲这块大陆的问题。

作为一本商业人物传记，万斯对马斯克的数次创业进行长达100多页的叙述，从早期的Zip2到X.com，再到创建SpaceX，投资特斯拉和太阳城，并亲自参与SpaceX的设计推广，为特斯拉四处宣传，寻找投资。

我们可以发现，马斯克的创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Zip2和X.com两个项目上，马斯克因风险投资方的架空以及与合伙人的矛盾等原因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虽然称不上黯然出局(毕竟他得到了足以支撑其进行下一次商业实验的财富)，但终究让他明白，作为创业者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目前看来，马斯克干得不错，身兼数家公司CEO的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公司前进的方向盘。

万斯试图让读者明白，与逐利的风险投资家相比，马斯克的投资更具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比如马斯克公然宣称要将人类送至火星，要知道，相比于火星，地球上最蛮荒的撒哈拉沙漠可谓富饶丰产；比如投资特斯拉，其目的是生产纯电动汽车，他甚至不愿意妥协去生产目前大多数汽车巨头热衷的混合动力汽车；再比如SpaceX的火箭探索技术，其对抗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公司，像俄罗斯、欧洲也视他为眼中钉，也难怪他的前妻会担心“马斯克的这种举动可能会招致俄国间谍的暗杀”。

“马斯克是一个天才”这是一些人对他的看法，这些人相信马斯克的公司正在试图通过研究最前沿的科技，用最实惠的成本进行技术革新，从事的是拯救全人类的伟大事业。“马斯克是个骗子”这是另外一些人对他的看法，这些人则认为马斯克是一个打着技术革新的幌子、戴着拯救人类伪善面具到处招摇撞骗、唯利是图的商人，其主要依据是马斯克曾利用一些政治手段获得了NASA的采购订单，在此之前，SpaceX因数次火箭发射屡屡受挫，几乎破产。

万斯没有采纳旁人对马斯克极端的评价，在他的笔下，马斯克是一个疯狂的技术革新者、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有血有泪的凡人。马斯克怕黑，在他离婚之后，他会找朋友倾诉衷肠；马斯克爱玩儿，喜欢化妆舞会，他曾在一次派对上装扮成骑士，并用遮阳伞和一个装扮成黑武士的侏儒进行了决斗；当然马斯克也喜欢年轻貌美的女人，当他第一次看到英国女影星妲露拉·莱莉时，困扰他多时的胃病竟然不治而愈。他甚至向本书作者打听：“一个女人每周需要男人花多少时间来陪她呢，10个小时？”

当创业者在读这本书时，除了能够感受马斯克惊心动魄的创业历程，以及丰富有趣的人生经历之外，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有价值的信息。

比如有目的的学习，埃隆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求学时，一边攻读商学学位，一边研究物理学，万斯认为这是刚刚20岁出头的马斯克有意为之。

比如马斯克的用人之道，他喜欢重用那些顶级学校的尖子生，寻找那些从小喜欢制造东西的人。本书中写道，SpaceX前1 000名员工，无论何种职位(哪怕是清洁工)，均由马斯克亲自面试。

比如选择合适的合伙人和风险投资人，马斯克头两次创业之所以遭到架空，权力被削减，正是由于其个人对公司失去了实际控制权以及与合伙人在战略发展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特斯拉这个项目上，当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时，第一股东马斯克笑到了最后。

据说，工作期间，马斯克也喜欢穿牛仔裤和黑色T恤，这个我们就不要再学了。

最后，如果你仍不知道谁是埃隆·马斯克，欢迎使用搜狗搜索，我们愿意略尽绵力。

一个传奇的意义

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

“你决定做特斯拉的时候，电动车还没今天这么火，哪些因素让你判断这是个机会？”

2014年9月，我与张一鸣、傅盛、黎万强、周航等一批中国新生代企业家，坐在埃隆·马斯克特斯拉总部的办公室里，已经记不清是哪位在交流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我想我们这些人都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埃隆的回答：

“我从来没觉得电动车是个‘好机会’。我其实一直觉得做特斯拉的失败率比成功率大得多，”他顿了下说，“我只是觉得这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不想苦等别人来实现。”(似乎原话是it’s a right thing to do,and I’m tired of waiting someone else to do it for me.)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如果是在国内甚至会被批评“太装”。不过，如果你了解这个特立独行的“钢铁侠”之前的演讲和访谈，你就会知道这段话恰恰浓缩了这位科技男神的性格特点，以及他的“商业思想”。他在特斯拉的奋斗，在SpaceX上的冒险，抑或是在太阳城上的坚定，还有在“超级高铁”上的激进，这些背后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共性，那就是你可以说他是个有着明确目标的优秀商人——他知道如何创造财富，不过你必须还要了解，他更关注自己创造财富的目的。

对他的这个特征的认知，有个细节体现得很明显。2014年5月，他受邀参加极客公园奇点大会，首次在中国亮相。大会当晚我很荣幸与他交流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我问他对那时候炒得很热的“亚轨道旅游”怎么看，为何SpaceX不参与这个看起来也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他的反馈直接就是强烈的不屑一顾，因为他心中做SpaceX的目标是让人类用更低的成本迈入太空，“推动向多星球文明的跨越”。而那些亚轨道旅游除了赚点富豪的钱，对技术和人类没有任何实质的推进作用，他毫无兴趣并嗤之以鼻。

“创造财富，改变世界”这句代表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描述，是对埃隆·马斯克很好的写照。毫无疑问，他的洒脱与他在PayPal时代很早就创造了大量财富相关——这让财富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不再是目标，而是一个更高目标的实现路径。

他本人也的确是一个有强烈进取精神并且对目标极度投入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有轻微的“智商歧视”(比如会对低水平交流非常反感)，但如果为了推进事业的前进，他又毫不在意“放低姿态”与政府、资本、用户来沟通那些说了无数遍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他还是在硅谷科技精英中客串影视节目最多的家伙，《钢铁侠》啦、《生活大爆炸》啦，毕竟免费的公关宣传对他要推进的目标是有意义的。

埃隆·马斯克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你从他身上恐怕学不到与赚钱和成功学相关的东西，所以千万不要抱着这种思维来看他的故事。我想，在这本书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坚持自己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并有能力把它变为事实的实干家传奇。这个传奇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创造财富不是顶峰，也不是终点，真正传奇的成功，是通过商业来实现自己对未来的构想，为人类留下痕迹；而真正令人羡慕的人生，是可以一直用生命去驾驭财富而不是相反。

在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多成功企业家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科技互联网新贵步入社会主流的今天，他的故事的确有些特别的意义。就像本文开头我们那些人从他办公室出来，当时刚刚完成美国上市的猎豹移动CEO傅盛所说：“嗯，咱们还是要再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偏执狂梦想家

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

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这位被称为硅谷钢铁侠的马斯克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个敢于实践的梦想家。

就在前几天，英特尔前董事长及CEO安迪·格鲁夫去世，享年79岁。格鲁夫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企业家，《三联生活周刊》刊载的一篇纪念文章说，“他是传统式美国精英，具有长者之风，那种兢兢业业奋斗一生，些许谦谨、一些温和、一些严厉和一些自恃融合起来的气质。那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蒂姆·库克、埃隆·马斯克等新时代的个人主义商界英雄所不具备的一种风范。”

很显然，马斯克应该作为梦想家单独归为一类。谷歌联合创始人佩奇曾说，他宁愿死后把财产捐给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来改变世界，也不愿捐给慈善机构，因为他对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非常欣赏。在火箭发射领域崭露头角的SpaceX公司可以说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典型的硅谷企业是通过创新去占领市场，创造利润，它的最终目标正如美国商业教科书所说的，是为投资者创造回报，为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由此，企业市值越大就越受尊重，市值也成为衡量硅谷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准。

但马斯克显然是一个异类，我认为他青年时期投身到互联网创业热潮中，虽然赚了不少钱，但其实跟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创业者没多大区别。但是，当他同时进入火箭发射和电动汽车这两个领域时，就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不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不断实践的梦想家——成立SpaceX，这完全是在追寻他儿时即萌芽的梦想；成立特斯拉开发电动汽车，这也是根据他自己的世界观去改变世界的方式。而早期的互联网创业只不过是在为他真正实现梦想提供资金支持而已，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是这个梦想家创办企业的副产品。

虽然格鲁夫写下了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真正的偏执狂是马斯克。只有“疯狂”两个字才能形容马斯克。凭借着兴趣和感觉就冲进一个陌生行业，如果是一个光脚的这样做，似乎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一个已经成功的亿万富翁，一个享有成功荣誉的投资人这样做，敢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资产投入跟以前成功的行业毫无关系的地方，而且还是两个陌生行业，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梦想驱动力。

可以想象，在电动汽车和火箭发射这两个领域，他遭到了当头棒喝，好几次都到了要破产的境地。比如，马斯克曾经因为资金问题差点把特斯拉卖给谷歌；同样，航天局的一笔订单挽救了即将破产的SpaceX。产品频出问题，电池组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跳票，预付款的客户愤怒不已。如果你读这本书，会发现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令你感到绝望。然而，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不是说这两家公司赚了多少钱，而是做出了确实令世界惊艳的产品。

当然，这也并不是马斯克独立完成的。如同一家互联网公司取得的成功，美国大批的风险投资家、火箭和电动汽车领域大量的专业人才、灵活便捷的创业环境，包括建造汽车厂和火箭发射场地的土地使用等，都决定了这种创新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但是，很显然，没有马斯克这样执着的梦想家，没有他的坚持和折腾，SpaceX和特斯拉就不会有今天。

所以，马斯克原本不属于硅谷，他的到来丰富了硅谷的创业文化。

梦想家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因为他可以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切。硅谷媒体也时常爆料他的一些怪闻。马斯克和公司其他人抢夺创始人地位和控制权，被踢出局的那位创始人血泪控诉；他被指冷酷无情，独断专行，勤恳工作的老员工因为提出加薪要求就被扫地出门；他对产品的想法反复无常，工程师们被来回折腾，痛苦不堪；他喜欢表现，喜欢说大话，喜欢发布根本连影儿都见不到的产品计划。他的前妻也写博客披露这位硅谷明星的种种不是，逼迫马斯克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自己解释。

但这些所谓缺点，对于一位想要改变世界，并且一直付诸实践的梦想家来说，算得了什么？因为做前所未有的事肯定是痛苦的、艰辛的、不被人理解的。如果按照世俗标准，马斯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仅特斯拉的市值就已经超过300亿美元。但正如他每一次创业都能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投入进去，一个天文数字的市值并不是一位真正梦想家的追求。马斯克曾经有一个构想，他提出要用真空管道运输乘客，这样从纽约到北京的时间将不超过两个小时。当你认为这个构想太大胆、太疯狂，甚至不切实际的时候，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称，已经有两队人马正在筹划将于今年把“超级高铁”落地测试。

所以，我认为硅谷最伟大的地方是在于它能容忍各种异类，许多怪才、极客是在马斯克的感召下来到SpaceX和特斯拉的，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艰苦的条件，长时间勤奋工作，是因为他们愿意去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而马斯克本身就是一个顶级怪才、超级极客。无论一个人的肤色、语言、宗教、身价、性取向如何，也不管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缺点，只要能够做出伟大的、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这个人就是英雄。乔布斯是两个叙利亚留学生的孩子，马斯克是南非来的移民，但硅谷对此无所谓，只要能创新，就会被视为美国英雄。

当然，这对投资者来说，他的疯狂可能意味着风险，但梦想家可能不在乎，因为市值从来不是梦想家的追求。

我们时代的诺亚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余晨

西方文明源于两个重要的思想传统：希腊与希伯来。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反抗众神，为造福人类而盗取火种；《希伯来圣经》中，诺亚服膺神意，在洪水灾难中建造方舟而救渡众生。

马斯克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既期望把先进的未来生活带入现世，又希望在地球的危局中拯救世界。以PayPal电子支付、特斯拉电动车、太阳城光伏发电、“超级高铁”等颠覆性产品而论，他像是普罗米修斯，用科技的火种推动人类生活的改善。而以SpaceX太空科技、OpenAI人工智能等防范危机的项目而论，他又像是诺亚，给人类文明的延续准备好一份长期保险。

我和马斯克的缘分或多或少来自于我从事的事业：马斯克参与创办的PayPal是全球电子支付行业的开创者，而易宝支付是电子支付在中国的第一批践行者，当年正是PayPal的故事激励了我们创业的灵感。此外，特斯拉的投资方德丰杰风险基金，也是易宝支付的早期投资者。第一次见到马斯克正是6年前在硅谷的德丰杰基金年会上，那时候他还远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名气。马斯克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晚宴并进行了主题演讲，他播放了一段SpaceX第一次成功发射运载火箭的视频，全场为之沸腾。

几年后，我代表央视《互联网时代》纪录片邀请马斯克接受采访时，他只回了一封简短的邮件，“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我现在要集中精力准备SpaceX的火箭发射。”这个强悍的理由实在让人哑口无言，但又令人忍俊不禁。

后来马斯克来中国举办特斯拉发布会时，我终于在上海采访到他。真实的马斯克其实像个腼腆的大男孩儿，谦卑和礼貌之中透出一种孩童般的自信。或许正是因为他保持了童真和好奇心，才敢于挑战如此众多的新兴领域。

虽然与他面对面做了访谈，但是马斯克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会给人距离感。在阿什利·万斯的这本书里，马斯克难得地敞开心扉，谈及了很多创业和生活的细节，我也读得津津有味。马斯克之所以愿意接受万斯的采访，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南非的移民，有着一定的乡情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可以称得上目前细节可信度和丰富度都最高的马斯克传记了。

马斯克在采访中提及，他认为有5个领域将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互联网、新能源、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时至今日，他已经涉猎了前4个领域。PayPal的另一位创始人、《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曾感叹：“我们想要一辆会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人们渴望飞机、火箭这类突破性的硬科技革命，而真实发生的却是像微博这种数字世界里的雕虫小技。或许在彼得·蒂尔看来，只有马斯克的那些创业，才能算得上“从0到1”的开天辟地之举。乔布斯的发明，不过是桌面电脑和掌中手机这样小打小闹的玩物；而马斯克的发明，均是关乎人类命运史诗般的宏伟工程。

马斯克的产业布局绝非一部乐观主义者的狂想曲，而是对未来充满忧虑先知的未雨绸缪。在马斯克的产业构架中，特斯拉使用电能，太阳城用太阳能发电，通过这样的清洁能源保证地球不被人类的能源需求榨干，如果这样还不能让地球免于毁灭，那么就通过备用的计划B——SpaceX把人送上火星，以延续人类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斯克犹如当代诺亚，充满着末世论的生存危机感，他认为人类只有通过能源的多样化，并成为多星球栖居的物种，才能建造起一艘方舟，以规避“单点失效风险”(Single Point of Failure)，使人类这束微弱的“生命与智慧之光”，在无尽黑暗的宇宙中能够永不熄灭。

为了这样一个梦想，马斯克可谓百折不挠。在同时打造特斯拉汽车和猎鹰火箭的艰辛历程中，马斯克在2008年遭遇了严重的财务危机。那时马斯克还经历着离婚诉讼，身心极度疲惫，压力可想而知。早几年，他本可以功成身退，在加州明媚的阳光下悠闲度日，但他却选择了更高远的目标，把自己逼到墙角。后来NASA的订单拯救了他，成就了一个美国梦般的传奇。

虽然有着美国环境的特殊性，但马斯克的经历的确能给中国企业家几点启发。

首先，他有着宏大的视野。新能源跑车、胶囊高铁、火星殖民，这种超越凡俗的想象力，让马斯克更像一个梦想家。很多企业家更关心赚钱多少，而马斯克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就像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所说的，一个一心向着目标前进的人，全世界都会给他让路。一个宏大的目标，会给你更多的社会支持，也让你获得更大的容错度。

其次，他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为了科幻小说般的宏大目标，他愿意将自己的财富孤注一掷，正是这种疯子般的行为，才让后来特斯Model S的发布和“猎鹰9号”的火箭回收成为可能。他常常引用丘吉尔的名言：“既然必须穿越地狱，那就走下去吧。”这种勇气往往会让人绝地逢生。

最后，他有着自己独到的“第一原理”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凡事先从本质开始思考，然后再从本质一层层往回反推。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你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而对结果失去信心，也不会因为好高骛远而做出徒劳的努力——因为你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第一原理”推导出的必然结果。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在科技发达的世俗时代，我们同样渴望英雄和神话，依旧需要信仰和意义。其实英雄的意义不仅仅是拯救世界，更让我们超凡出尘。人类不仅有生存层面的需求，更有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需求。当人们举目凝视星空并试图触摸无限时，便将自己从凡尘中升华出来，变得与神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永远需要一个彼岸，而火星正是科技时代新的彼岸，太空则成为我们新的信仰。

也许有一天，当马斯克真正实现了殖民火星的计划，那个彼岸将会成为我们新的家园。

认认真真地发疯

易到用车CEO周航

我和埃隆算是有点缘分。在电动车、太阳能和太空探索这三个他花力气的领域，我都有所见识。

我差不多是最早买特斯拉的人。2013年年初，那时候国内还几乎没人知道它。这辆特斯拉是我送自己的40岁生日礼物。当时，我完全被这种全新的驾驶体验迷住了。车里空空如也，挂挡就走，没有发动机轰鸣，没有物理按键……简直太神奇了。

拿到车之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创新就要极致表达》。文章表达了这个意思：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特斯拉光是鼓吹电动车未来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应该扶持，有人理它吗？如果它不做到极致，像其他厂家一样拿个现成车款做个电动版，有人理它吗？如果它做个只能跑时速百十公里的电动概念车，我会埋单吗？绝对不会！只有在特斯拉把我隐忧中的电动车做到极致后，我才会勇敢地拥抱新生活。不是新鲜感，自从特斯拉进了家门，另一辆车真的就几乎不开了。”

后来，我知道，埃隆不仅做电动车，他还和自己的表兄弟一起做了一个叫作太阳城的清洁能源项目。有一次，我和一位太阳城的华裔员工聊天，他告诉我，太阳城正在开发的太阳能发电板的电表是可以倒转的。这就是说，用户不仅可以用这种发电板来省钱，还可以把储存的电能回收，退给电力系统，还可以赚钱。

我当时的感觉和第一次开特斯拉一样神奇：原来还可以这么干！

去年年底，我去了一趟佛罗里达州。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我亲眼看到了太阳城巨大的发射架，也听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太阳城薪火相传的故事。这时候，我的感觉不再是神奇而已，而是由衷地佩服。就在我离开肯尼迪航天中心几天之后，“猎鹰5号”在这里发射成功了。

我也顺理成章地对埃隆这个人产生了好奇心。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他来中国，一次是我去特斯拉。我问他，你做这么多疯狂和不可思议的事，难道不担心失败吗？

他说，“不，恰恰相反，这些事情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我之所以去做，不是因为这些事可以成功，而仅仅因为我想去做，那是我对于世界未来的主张。”

关于“失败”，这曾经是我对埃隆最好奇的地方。我很想知道，在特斯拉屡屡跳票，“猎鹰1号”连续三次发射失败，又遭遇金融风暴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想到，他本人的答案是这么轻松。

好在这本书给了我们更详细的解释。我们知道，当埃隆开始这两个新项目的时候，他是个有2亿美元的互联网富翁，但是当一半的钱都花光的时候，两个项目却都没有明显的进展。他面临破产的危险，只差一点儿就把特斯拉卖给了谷歌，也遭遇了家庭生活的分崩离析。难怪他说，所谓创业生活，就是嚼着玻璃凝视深渊，他的第二任妻子则称之为“莎士比亚式的悲剧”。

英雄的脆弱之处往往更有力量。在如此处境之下，其他人可能早就崩溃了，但埃隆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拥有在危机之下依旧专注工作的能力。他的伙伴说：“他变得更加理性，依旧能够做出清晰并且有远见的决定。压力越大，他做得就越好。任何见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的人都对他怀有敬意。我从未见过比他更坚毅的人。”

确实，埃隆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冒险家。他想用工业发明和公司组织来表达他的价值观，而不仅仅追求商业成功。可以说，埃隆已经接过乔布斯的衣钵，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新偶像。这几年，我们的价值观潜移默化中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梦想可以再疯狂些，再疯狂些，再疯狂些……只要你是认认真真的。

于是，我真的想造车了。不是学埃隆，我是觉得汽车共享时代真的需要一种为共享而生的汽车。过去，我最多就是想想，抑或是在大小场合说说。而现在，我想去做。我是说真的，易到已经和奇瑞合作，正在开发新车型。

很多看起来很不现实的梦想，其实只要是认认真真的，你的关注点就不再是“是否可行”了，而是“实现的路径”是什么。我发现，这是一个“创业家”和“普通人”最大的区别。

书中提到一个细节，叫人印象深刻。

在研发特斯拉的过程中，因为电池设备太重，所以必须从材质入手减轻车身重量。马斯克要求工程师们用铝来代替钢。但是，当时整个北美地区能生产铝车身板材的汽车制造厂屈指可数。铝材在巨大的压力机下容易拉伸变形，从而形成像妊娠纹一样凹凸不平的表面，导致上色不均。面对巨大的操作困境，团队屡次劝说马斯克放弃这个想法。

但马斯克不为所动，毫不妥协。他说：“我知道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只是花多少时间和精力的问题。”

最后的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永远要求同事们去考虑“实现路径”，而不是争论“是否可行”。实际上，他的思维模式是站在未来的远景看待眼前的处境，具有某种超越性。

今年春节前，我和我的朋友连长有过一段对话。我们在聊，如果接下来只能干一件事，你会去做什么。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做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新模式的经济学家。他是我的朋友，他丝毫没有怀疑，而是认真地和我讨论，什么才是新模式的经济学。

一想到人生还可以做好多真正想做的事，就觉得好带劲儿。

第一章
马斯克的世界：
跨领域创造

“你觉得我疯了吗？”

在一顿悠长的晚餐快结束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抛出了这个问题。这是硅谷一家高档海鲜餐厅。那天是我先到，我坐下之后来先点了杜松子酒和点心，因为我知道，马斯克将会一如既往地迟到。15分钟后，马斯克出现了，他穿着皮鞋、有型的牛仔裤和格子衬衫。他身高有6英尺1英寸(185.4厘米)，因为肩膀很宽，身体粗壮厚实，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看起来块头还要更大些。别人会以为他这样的块头会像大哥大一样走进来，但实际上他走进来的时候头微微低着，看起来有点害羞。他一坐下来就和我握手寒暄，在椅子上坐了好几分钟才让自己进入状态并放松下来。

马斯克邀请我吃晚餐是要商量些事情。18个月前，我告诉马斯克我正计划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但是他通知我说他并不打算配合。他的不合作态度很坚决，也迫使我采用了一个记者坚持不懈的报道模式。如果我必须在没有他配合的情况下写这本书，那就写吧。我知道很多人已经离开了马斯克的公司——特斯拉和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他们愿意接受采访，另外我也认识他不少朋友。于是采访一个接一个，日积月累，大约有200多个人接受了我的采访。直到有一天，我再次收到马斯克的消息。他在家里给我打电话，给了我两个选择：他可以让我的生活陷入困境，也可以参与这个项目。他合作的条件是出版之前必须看过原稿，他会在上面加入注脚。他虽然不会插手内容，但会标出他认为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我知道他的想法。马斯克希望能够掌控关于他生活的故事。另外，他像一个科学家般严谨，事实错误会让他抓狂；那些印在纸上的错误会让他惦记一辈子。尽管我非常理解他，但是出于专业、个人和实际的原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读到原稿。马斯克对于真相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跟世界上其他人的并不一样。他是那种很容易为简单的问题提供烦琐答案的人，他之后真的有可能给我一份长达45页的注脚。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意和他共进晚餐，先开诚布公地探讨一番，再看看结果如何。

我们的谈话从公关人员开始。众所周知，马斯克总是不停更换公关人员，而特斯拉现在正在物色新的公关负责人。“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公关？”他问了一个极具马斯克风格的问题。之后我们聊到我们共同的熟人，还谈到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商业大亨、飞行员)和特斯拉工厂。点菜的时候，马斯克让服务生推荐一份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最后要了一份上面浇了乌贼汁的炒龙虾。我们的谈判还没有开始，马斯克却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令他恐惧到睡不好觉的事情：谷歌的创始人和CEO(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正在建造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军有可能摧毁全人类。“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件事。”马斯克说。尽管他和佩奇是好朋友，也知道佩奇本质上是好人，而不是什么邪恶博士，但这还是不能令他安心。天性纯良的佩奇总是认为机器会永远服务于人类，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不像他那么乐观，”马斯克说，“他可能会不小心制造出邪恶的东西来。”服务生将食物端上来了，马斯克便大口吃起来，很快就吃完了。为了让马斯克保持这种高兴的聊天状态，我夹起一块牛排放到了他的盘子里。这招儿很快就见效了，只用了90秒的时间，整块肉就被他吃得干净。

马斯克用了好长时间才摆脱人工智能的愁云并转到正题上来。当聊到这本书时，马斯克开始试探我，想了解我为什么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揣摩我写书的意图。我看到时机到了，便开始步步为营，切入主题。在肾上腺素和杜松子酒的共同作用下，我开始了长达45分钟的长篇大论，告诉马斯克为什么应该让我深入他的生活，并且作为对我的回报，在此期间他不能干涉我。我还说明了加入注脚的固有缺陷、如果这么做会令他看起来像个控制狂，而我作为记者的职业操守也会被质疑。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几分钟后，马斯克打断了我，简短地说出了一句话：“好的。”马斯克最关切的问题尘埃落定了。他尊敬那些被拒绝之后仍坚持不懈的人。之前有许多记者跟他说过出书的事情，我是其中唯一一个不顾他的初衷坚持己见的人，他似乎喜欢这样的人。

之后的时间里我们聊得很愉快，而马斯克也不再局限于他那份低碳水化合物食谱。服务生端上一份分量十足的黄色棉花糖甜点，马斯克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沾得满手都是糖汁。我们把事情谈妥了，马斯克允许我接近他的公司高管、朋友和家人；每个月他会和我吃一次没有时长限制的晚餐。这是马斯克第一次允许一个记者进入他的核心圈子。晚餐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马斯克终于把手往桌子上一放，准备站起来走人，这时候他突然停下来，眼睛死死盯着我，抛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你觉得我疯了吗？”我尴尬得不知道说什么，拼命地思考这是不是一个谜语，我该怎么巧妙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和他相处久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他提给自己的，而不是提给我的。我的回答其实并不重要。马斯克其实是渴望知道我是否值得信任，他望着我的眼睛，做出了最后的判断。几秒钟后，我们握手告别，马斯克驾驶着他的红色特斯拉Model S轿车离开了。

了解马斯克

对于马斯克的了解必须从位于加州霍桑(Hawthorne)的SpaceX总部开始。霍桑位于洛杉矶郊区，距洛杉矶国际机场只有几英里远。来到SpaceX总部的访客会看到通往马斯克办公室的走廊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型火星海报。左边海报上的图案是现在的火星地貌——寒冷荒芜的红色星球；右边海报上的火星地貌却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广阔的绿色陆地被海洋环绕着——这个星球上的温度升高了并且变得适合人类居住。移民火星是马斯克坚定不移的人生目标，他全力以赴要把它变为现实。“我始终相信，如果我们能解决再生能源的问题，并一步步把人类打造成跨星球的物种，在另一个星球上建立能够自给自足的文明，防止可能发生的人类灭绝危险，人类就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那么，”他顿了一下说，“这样就太棒了。”

如果马斯克所说的一些事情听起来很荒唐，我只能说，那是因为在某个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举例来说，马斯克的助手递给他一些上面沾了奶油冰激凌的饼干，当他一边吃饼干一边谈论着如何拯救人类时，嘴角下方还沾着一些饼干屑。

在硅谷，马斯克因其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被奉为神人，连佩奇这样的CEO说起他时都是一脸虔诚的表情，而那些刚起步的创业者更是想成为“像埃隆一样”的人，就像很多年前仿效乔布斯的热潮。虽然硅谷在扭曲的现实中运作，并且游离于其共同幻想之外，但马斯克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是用电动汽车、太阳能板和火箭来兜售虚假希望的骗子。忘记乔布斯吧，马斯克是科幻版的P·T·巴纳姆( P.T. Barnum，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最有名的骗局是他编造了一个“黑女奴海斯”的故事，人为地制造社会轰动并借此大捞一笔)。巴纳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自我仇恨让自己变得异常富有。买一辆特斯拉，可以让你暂时忘记你给这个星球制造的困扰。

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后一种阵营的支持者。马斯克总是给我留下一种用心良苦的梦想家的印象——典型的硅谷“技术乌托邦俱乐部”成员。这种人就像艾茵·兰德(Ayn Rand，哲理小说家)和工程师绝对论者的结合体——他们把自己对世界的理性看法当作普世真相。我们只要站在一边看着，让他们放手去做，他们就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难题。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把大脑中的记忆下载到电脑里，让算法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只需要享受生活。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是令人振奋和卓有成效的，但有时候这些技术乌托邦的老生常谈也会让人厌烦，他们可以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吹嘘几个小时。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人类是有缺陷的物种，对于世界来说，是最终需要解决的负担。我在硅谷某活动上第一次跟马斯克交谈时，他冠冕堂皇的说辞听起来就像是技术版的乌托邦剧本；更令人讨厌的是，他所谓的改变世界的公司当时做得并不怎么样。

然而，2012年年初，像我这样的愤世嫉俗者突然发现马斯克真的做出了一番成就。他经营的几家曾经陷入困境的公司纷纷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SpaceX为国际空间站成功运送了一个补给舱并安全返回地球；而特斯拉则发布了新车型Model S——一款漂亮的、纯电动轿车，让整个汽车业大为震惊，并扇了底特律(美国汽车工业的中心)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两大成就让马斯克跻身商业巨子之列。此前只有乔布斯曾在两个全然不同的领域同时取得如此成就，比如一款新型苹果产品和一部皮克斯电影同时上市。然而，马斯克还不止于此，他还是快速成长中的太阳能供应商太阳城公司(SolarCity)的董事长和最大股东，这家公司刚刚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IPO)。马斯克使空间探索、汽车和清洁能源领域取得了近几十年来的最大进展，而这一切都像是在一瞬间完成的。

2012年，我决定亲自去拜访马斯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且为《彭博商业周刊》写一篇关于他的封面报道。那时候，马斯克的生活起居都由他的忠实助手玛丽·贝思·布朗(Mary Beth Brown)照料。她邀请我去参观被称作“马斯克之地”(Musk Land)的地方。

相信所有抵达“马斯克之地”的人都有过抓狂的体验。他们告诉你把车停到位于霍桑市火箭大道1号(One Rocket Road)的SpaceX总部所在地。霍桑并不是个宜居的城市，它位处洛杉矶荒凉的郊区。一排排破败的房子、商店和餐馆被一片片大型工业园区所包围，这些园区看起来像是一场乏味的矩形建筑风潮时期留下的。难道马斯克真的把他的公司设在了一片废墟中间吗？好吧，当你看到SpaceX的主建筑时，你才会觉得说得过去了。这是一座占地55万平方英尺的矩形建筑，外面被刷上了华美的象征“身体、灵魂和思想统一”的白色。

只有当你走过SpaceX总部的正门时，你才会意识到这个男人所做事情有多么伟大。马斯克在洛杉矶的中心地带(这里指的是洛杉矶郡，洛杉矶市和霍桑市都属于洛杉矶郡)建造了一座向上帝致敬的火箭工厂。这座工厂不是一次只建造一枚火箭，而是同时建造多枚火箭——每一枚都是从无到有。这座工厂是一个巨大的一体化空间，其后方是一片巨大的装卸场，用来接收运来的大块金属材料。这些金属材料之后会被送到一座两层楼高的焊接设备那里待加工。工厂里随处可见穿着白色外套的技术人员，他们正在生产主板、无线电和其他电子器件；在一个特殊的密闭式玻璃空间里，另一群人正在建造将被送往国际空间站的太空舱；带着头巾、露出文身的男人们一边听着范·海伦乐队(Van Halen)的摇滚乐，一边给火箭引擎安装电线。组装完毕的火箭部件被摆成一排，等待卡车装运。在工厂的另一边还有很多火箭，正等待着工人为它们喷上白漆。一次把整个工厂逛完是很难的，一眼望去，几百个工人正围绕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机器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这里只是“马斯克之地”的第一栋楼，SpaceX已经收购了波音(Boeing)公司的部分大楼，之前这里主要用于生产波音747客机的机身。其中一栋楼的屋顶呈弧形，看起来像一个飞机库，它是特斯拉的研发和设计中心。特斯拉Model S型轿车及后来的Model X型豪华电动SUV的外观设计均出自这里。特斯拉在设计中心的停车场建了一座充电站，供车主在此免费充电。这座充电站非常显眼，因为马斯克设置了一块红白相间印有特斯拉标志的方尖碑，而这个方尖碑建在一处宽阔的水池中央。

在设计中心，我对马斯克进行了第一次采访，这次采访使我渐渐领悟到了他的谈话和做事风格。他是一个自信的人，但并不总能展现出来。在刚刚开始打交道时，马斯克总是表现得有些害羞，略显不自然。虽然他的南非口音已经没那么浓重了，但仍然听得出来，这并不足以淡化马斯克死气沉沉的谈话风格。同很多工程师或物理学家一样，马斯克总是会停顿一下，以便寻找准确的措辞；有时候他会突然聊到某个深奥的科学领域，但他却不会帮你简要地解释一下。马斯克总是指望你能够理解他所说的内容。这些都不会让人不舒服。事实上，马斯克常常会讲出许多笑话，让人觉得他非常有魅力。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所有的说辞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并能让与之交谈的一方感受到压力。马斯克从来不会跟你废话。(我足足花了30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才让马斯克彻底放松下来，让我了解他与众不同、更深层次的精神和人格世界。)

大多数著名的CEO总是被各种助手簇拥着。但马斯克大部分时间都在“马斯克之地”亲力亲为。他很高调，会摆着权威的架子四处巡查。马斯克和我一边聊天一边走到设计工作室，开始检查零件和汽车样品。无论走到哪里，员工都会冲到马斯克面前汇报大量信息。他会专注地倾听和思考，并在满意的时候点点头，然后聆听下一位员工的汇报。

有一次，特斯拉的设计总监弗朗茨·冯·霍兹豪森(Franz von Holzhausen)希望了解马斯克对于Model S型轿车的新轮胎和轮辋，以及Model X型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座位安排的看法。一番交谈之后，他们一起走到后面的屋子里，一家高端制图计算机销售公司的高管们正在那里等着马斯克。这些高管为马斯克准备了一个产品演示。他们展示了引以为豪的3D(三维)渲染技术，这项技术可以让特斯拉通过调整虚拟的Model S模型来查看很多细节——比如阴影和路灯打在车身上的效果。特斯拉的工程师非常想要这套系统，但需要经过马斯克的批准。伴随着钻床和工业风扇的巨大噪声，那几位高管尽其所能地游说马斯克。当时的马斯克穿着他的工作标配——皮鞋、设计师牛仔裤和黑色T恤，还戴着观看演示时用的3D眼镜。但他似乎不为所动。他告诉对方他会考虑一下，然后快步走向最大的噪声源——设计工作室最里面的一个车间。特斯拉的工程师正在那里建造放在充电站外面的基架，这些用于装饰塔的基架高达30英尺。“那东西看上去连5级飓风都奈何不了，”马斯克说。“把它弄得薄一点吧。”马斯克最终和我坐进他的车里——一辆黑色的Model S，沿着蜿蜒的公路开回了SpaceX的总部大楼。我认为现在有非常多的聪明人都在致力于互联网、金融和法律，”马斯克在路上说，“这是我们没能看到更多创新的部分原因。”

马斯克之地启示录

我在2000年来到硅谷，最后定居在了旧金山的犯罪率高发区。当地人会警告你要尽量避开这一区域。你随处可见有人在两辆停泊的汽车中间随地大小便，或者神经错乱的人把自己的脑袋使劲儿往车站站牌上撞。在当地脱衣舞俱乐部附近的酒吧里，奇装异服者挑逗着好奇的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身上沾满污物的醉鬼们醉倒在沙发上，这是慵懒周末的常见景象。旧金山展现出这里艰辛和残酷的一面，使它成为观看互联网梦想之火熄灭的最佳场所。

旧金山长久以来与贪婪息息相关。它是在淘金热背后应运而生的一座城市，甚至连灾难性的地震都没有长期抑制住旧金山的经济发展欲望。不要让这里的嬉皮士气息欺骗了你，繁荣和萧条的交替才是这里的节奏。2000年，旧金山的经济空前繁荣，同时也被贪婪所吞没。这是一段普罗大众都生活于幻想之中的美好时光——疯狂的互联网让人迅速致富。这座海市蜃楼释放的脉冲能量是显而易见的，它产生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带动整个城市振动。此时此刻，我就在旧金山最堕落的中心地带，观察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起起伏伏的人生。

那时候疯狂的商业故事比比皆是。不需要做出像样的、别人想买的产品，就可以成立一家蓬勃发展的公司。你只需要找到一个跟互联网相关的点子，昭告天下，然后就会有迫不及待的投资人为你的试验掏钱。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尽可能多的钱，或许至少在潜意识里，每个人都相信现实最终都会破灭。

硅谷的人们非常相信诸如“努力工作”、“努力玩耍”这样的陈词滥调。人们在20、30、40、50这几个年龄段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隔间变成了临时的家，在这里连个人卫生都不讲究了。奇怪的是，没有实际产出，却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当放松的时间到了，就有许多方法来放纵。当时的热门公司和媒体都在互相攀比谁的派对更时髦，并陷入了恶性循环。不想掉队的传统公司也经常租用演唱会的场地举行派对，请来一些舞者、杂技演员和穿着暴露的女郎，并源源不断地提供酒水。年轻的工程师喝着兑着可乐的免费威士忌，或躲在厕所里吸食可卡因。贪婪和自私是当时唯一合理的选择。

好日子总是被铭记，而接下来的坏日子却被遗忘了，这一点都不奇怪。缅怀非理性的繁荣比追想遗留下的烂摊子有趣得多。

这场载入史册的互联网致富幻想破灭，让旧金山和硅谷陷入深深的低迷。无穷无尽的派对结束了。妓女不再早上6点就在田德隆区的街道上游荡，提供上班前的性服务。(“快来吧，宝贝，它比咖啡更提神”。)衣着暴露的女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展销会，偶尔有翻唱尼尔·戴蒙德(Neil Diamond)的乐队，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免费T恤，并会略感羞愧。

科技行业一时间变得手足无措。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那些愚蠢的风险投资家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更愚蠢，已经停止向新项目注资。创业者们的伟大理想被那些狭隘的观念所取代，好像硅谷进入了休眠期。这听起来极不可思议，但却是真实发生的。上百万的天才一度相信他们是在创造未来，但突然间，谨慎行事变成了最普遍的做法。

这段时期，这种莫名不安的现象在公司内部显现，并逐渐深入人心。谷歌当时已经出现，并在2002年左右迅速崛起，但它是一个特例。从谷歌崛起到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iPhone(苹果手机)的那段时期，硅谷像是一片企业荒地，乏善可陈。刚刚出现的热门公司——Facebook(脸书)和Twitter(推特)，并不像他们的前辈——惠普、英特尔、太阳微电子公司那样，制造实体产品，能够在生产过程中雇用上万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人们的目标已经从冒险创造全新的行业和伟大想法，变成通过取悦消费者，以及批量生产简单应用和广告来赚快钱。“我们这代人中最聪明的大脑都在思考如何让人们点击广告，”Facebook早期工程师杰夫·汉默巴彻(Jeff Hammerbacher)对我说，“这太糟糕了。”硅谷越来越像好莱坞。与此同时，那些消费者已逐渐转向内心世界，醉心于自己的虚拟人生。

乔纳森·许布纳(Jonathan Huebner)是位于加州中国湖(China Lake)美国国防部海空作战中心(Naval Air Warfare Center)的一名物理学家，他是最早指出缺乏创新将预示着更严重危机的人之一。许布纳就像电影《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里的那个中年军火商，清瘦，秃顶，喜欢穿沾满污垢的卡其布裤子、棕色的条纹衫和卡其色帆布外套。自1985年以来，专门设计武器系统的经历让他获得了直接洞察最新和最酷科技的机会，这些技术涉及材料、能源和软件等领域。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他开始对办公桌上乏味的创新感到不满。2005年，许布纳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创新可能呈现下降趋势”(A Possible Declining Trend in Worldwide Innovation)的论文，它像是对硅谷的控诉，抑或是一种不祥的警告。

许布纳用一棵树来比喻他所看到的创新状态。人类已经爬过了树干和主要的枝干，将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想法挖掘一空——轮子、电力、飞机、电话、晶体管。现在我们只能在顶端的树枝周围晃来晃去，大多只是对过去的发明加以改进。为了支持他论文中的观点，许布纳指出，改变人类生活的创新频率已经放缓。他还用数据证明人均提交的专利数正在下降。“我认为我们发现另一百项伟大发明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许布纳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创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许布纳预计人们需要5年时间才能领会他的思想，事实证明，他的推测几乎是完全正确的。2010年前后，彼得·蒂尔——PayPal(贝宝)的联合创始人、Facebook早期投资者——提出他关于技术让人们失望的主张。“我们想要会飞的汽车，而不是140个字符。”这句话成为他的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的宣传口号。在一篇名为“未来发生了什么”的文章中，蒂尔和他的同伴描述了Twitter——这种140个字符的产品，以及类似的发明是如何让公众失望的。他认为，那些曾经为未来高唱赞歌的科幻小说，已经变得反乌托邦，因为人们不再乐观地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

我曾对这种观念深信不疑，直到第一次来到“马斯克之地”才有所改观。尽管马斯克从不隐瞒自己在做的事情，但只有少数外人能参观工厂、研发中心和机器车间，并从他所做事情的第一手资料中见证他的事业版图。他正是那个坚守硅谷精神的人——如快速行动、在组织内部废除官僚等级制度，并且持续改进那些梦幻般的机器，追逐我们错失的那些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成就。

按理说，马斯克应该受到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他在1995年投身于互联网热潮，大学刚毕业就创办了一家名为Zip2的公司——相当于原始版的谷歌地图和点评网站Yelp的结合体。第一次创业就大获成功。康柏在1999年以3.0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Zip2，马斯克从这笔交易中赚取了2 200万美元，之后便把这些钱几乎全部投入他的下一家初创企业——这家初创公司逐渐演变成今天的PayPal。2002年，eBay(易贝)以15亿美元收购PayPal，作为PayPal最大的股东，马斯克变得非常富有。

不同于那些陷入不安的同行，马斯克没有继续待在硅谷，而是搬到了洛杉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明智的选择是——深呼吸，耐心等待下一个重大机遇到来时伺机而动。马斯克抛弃了这一逻辑，而是向SpaceX投资1亿美元，向特斯拉投资7 000万美元，并向太阳城投资3 000万美元。除非制造出金钱粉碎机，马斯克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快的方法来毁灭自己财富。他变成了一个独行侠、高风险投资家，在世界上成本最昂贵的两个地方——洛杉矶和硅谷，打造极度复杂的实体产品。马斯克的这些公司尽可能从零开始，尝试重新思考航空航天、汽车和太阳能产业那些约定俗成的做法。

马斯克的SpaceX不光要对抗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波音公司这样的美国军工业巨头，还要与诸如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竞争。

SpaceX在行业内以成本低廉而闻名。但仅仅靠这一点还无法取得胜利。航天领域的生意还需要打理其他方面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利益交换和有违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保护主义。乔布斯推出iPod(多功能数字媒体播放器)和iTune(音乐播放器)挑战传统唱片行业时，也遭遇过类似的阻力，但和马斯克那些以制造武器为生的敌人比起来，与音乐行业那些惧怕科技的老腐朽们打交道简直称得上是有趣。SpaceX正在实验可重复利用的火箭——可以携带货物飞上太空，然后再重新回到地面，准确降落在发射台上。如果SpaceX可以完善这项技术，将会给所有竞争对手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必将令火箭行业的某些巨头破产，并确立美国在太空载人载物领域的世界领袖地位。这令马斯克树敌众多。“想让我消失的人在不断增多，”马斯克说，“我的家人都担心我会被俄国人暗杀。”

特斯拉在打造世界级燃料分销网络的同时，还试图重塑汽车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特斯拉竭力制造人们渴望的纯电动汽车，而不是“混合动力车”——马斯克称之为“不理想的妥协方案”。这将触及技术所能达到的巅峰。特斯拉不通过经销商销售，而是通过互联网和高端购物中心里像苹果专卖店一样的展示厅来销售汽车。特斯拉也没有指望靠卖车来赚大钱，因为电动车不像传统汽车那样需要更换机油以及其他汽车维修操作。特斯拉所采用的直接销售模式，相当于公然与传统的汽车经销商为敌——他们可以和客户商议价格，然后通过收取高昂的维修费来盈利。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很多主要高速公路上都设置了特斯拉的充电站，可以在短短20分钟之内，为汽车补充行驶数百英里的续航能力。这种所谓的“超级充电站”使用太阳能，而且特斯拉车主可以免费充电。尽管美国的大部分基础建设投资都在衰退，但马斯克正在建造的这个点对点的未来交通系统将使美国超越其他国家。马斯克与时俱进的视野和执行力结合了亨利·福特和约翰·洛克菲勒最好的特质。

太阳城现在已经成为最大的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用户的商用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商和出资人。马斯克不仅是太阳城的主要投资人，还参与了创建太阳城的设想，并出任公司董事长，而他的表兄弟林登·赖夫(Lyndon Rive)和彼得·赖夫( Peter Rive)负责经营公司。太阳城采用价格战打败了几十家电力公司，凭借自身力量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在清洁能源公司频繁破产、监管情况令人担忧的时期，马斯克打造出世界上最成功的两家清洁能源技术公司。他的工厂帝国拥有好几座大型工厂、数以万计的工人，以及强大的产量影响力。马斯克身家超过100亿美元，成为世界超级富豪之一。

对马斯克之地的造访，开始让我明白马斯克为什么能取得上述成就。尽管“把人类送上火星”的言论给人愚不可及的感觉，但却赋予马斯克的工业帝国一句独特的战斗口号。这三家公司的员工都深知这一点，并清楚地知道，他们日复一日地努力，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所以马斯克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拼命压榨员工，并对他们恶语相向，就很好理解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火星使命的一部分。有些员工喜欢他这一点。其他人即使讨厌他，也因敬佩和认同他的动机和使命而对他忠心耿耿。马斯克所具备的世界观，同时也是硅谷很多创业者所缺乏的。他是拥有远大抱负的天才。与其说他是追求财富的CEO，不如说他是指挥军队取得胜利的将军。当扎克伯格希望帮助你分享宝宝照片的时候，马斯克则是希望将人类从自我毁灭和意外灾难中拯救出来。

为了管理公司事务，马斯克那段时期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的一周开始于洛杉矶贝莱尔的豪宅。周一，他一整天都在SpaceX；周二，他先在SpaceX上班，然后乘坐私人飞机飞往硅谷——他会分别在特斯拉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和弗里蒙特的工厂工作几天。马斯克在北加州没有自己的房子，而是住在豪华的瑰丽酒店(Rosewood Hotel)或者朋友家里。为了安排他在朋友家住宿，马斯克的助手会发邮件询问，“有单人房吗？”如果朋友回答“有”，马斯克就会在深夜出现在那位朋友的家门口。他大多数时候待在客房里，有时候玩一会视频游戏就窝在沙发上睡着了。周四他又回到洛杉矶和SpaceX工作。他同前妻贾斯汀共同抚养5个男孩儿——是双胞胎和三胞胎，每周有4天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每年马斯克都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每周的飞行时间，让自己知道情况的失控程度。当被问到他如何应付如此紧张的工作节奏时，马斯克说：”我有一个艰辛的童年，或许这段经历帮助了我。”

有一次，我前去“马斯克之地”采访，他挤出时间接受了这次采访，之后便前往俄勒冈州的火山口湖国家公园(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露营。结束采访时已经是周五晚上8点了，马斯克带着孩子们和保姆坐上私人飞机，落地后再跟司机碰头，司机会把他们带到露营地与朋友碰面，朋友则会把马斯克一大家子在深夜安顿下来。周末他会选择徒步，然后放松时间就结束了。周日下午马斯克和孩子们飞回洛杉矶。而当天晚上他还要一个人飞到纽约。睡觉。早晨起来参加周一的电视台脱口秀节目、开会、发邮件、睡觉；周二早晨他要飞回洛杉矶去SpaceX上班；周二下午飞往圣何塞去特斯拉工厂；当晚飞往华盛顿和奥巴马总统见面；周三晚上飞回洛杉矶；在SpaceX工作几天；然后再去黄石公园，参加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主持的一个周末会议。当时马斯克刚刚跟他的第二任妻子——女演员妲露拉·莱莉(Talulah Riley)离婚，正考虑将自己的私生活融入这忙碌的时间表里。“我认为我分配给工作和孩子的时间是足够的，”马斯克说，“但我想安排更多的时间来约会，我需要找一个女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挤出更多时间。我想也许一周需要再多出5~10个小时——女人一周需要多少时间陪伴？也许10个小时？这是最低要求吧？我不知道。”

马斯克很少有时间去放松，但是当他放松的时候，那些庆祝活动如同他人生一样充满戏剧性。在他30岁生日时，马斯克在英格兰租了一座城堡，邀请了20多个人。从凌晨两点到六点，他们玩了一个类似于捉迷藏的游戏——沙丁鱼：一个人跑掉藏起来，然后其余的人去找他。另一个派对在巴黎举行。马斯克、他的弟弟和表兄妹在半夜醒来，决定骑单车横穿巴黎直到凌晨六点。之后他们睡了一整天，于傍晚登上了东方列车(Orient Express)。在车上他们再一次熬了通宵。光束马戏团(Lucent Dossier Experience )的一群先锋派演员在这辆豪华列车上表演看手相和杂技。第二天，当火车到达威尼斯后，马斯克一群人吃过晚餐，然后就在酒店露台上俯瞰大运河，一直待到早上九点。马斯克也喜欢化装舞会，他曾在一次派对上装扮成骑士，并用遮阳伞和一个装扮成黑武士的侏儒进行决斗。

在最近一次生日聚会上，马斯克邀请了50人来到位于纽约州塔里敦(Tarrytown)的一座城堡，或至少是美国最近似城堡的建筑。这次派对的主题是日本蒸汽朋克，有点像是科幻爱好者们的春梦——紧身衣、皮革和机器崇拜混合在一起。马斯克则打扮成了武士。

这场盛会的节目还包括在小镇中心的小剧院上演的喜剧《日本天皇》(The Mikado)，这是一部由吉尔伯特和奥沙利文创作，以日本为背景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喜剧。“我不确定美国人看懂了这部戏。”莱莉(马斯克在他的一周10小时约会计划失败后与她复婚)说道。不过，这些美国人和其他人都很享受接下来的节目。回到城堡后，马斯克戴上眼罩，被推到墙上，两手各抓着一个气球，腿中间也夹着一个。然后掷刀手上场了。“我虽然以前见识过，但还是担心他今天不在状态，”马斯克说，“不过，我想他即使会射中一个睾丸，也绝不可能两个都射中。”现场的旁观者都惊呆了，担忧马斯克的安全。“真的非常离谱儿，”马斯克的一个密友比尔·李(Bill Lee)说道，“但是埃隆相信万物遵循科学。”一位世界顶级相扑选手和他的朋友也来了。城堡里架起了相扑台，马斯克对战相扑冠军。“冠军大概有350磅，而且身上不是颤动的肥肉，”马斯克说道，“我的肾上腺素飙升，设法将那家伙抬离地面，他让我赢了第一局，不过接下来就打败了我。我觉得我的背伤到现在都没好。”

莱莉已经把为马斯克筹划这类派对变成了一门艺术。2008年，两人于马斯克的公司即将垮掉时相识。莱莉亲眼见证了他沦为穷光蛋，并被舆论嘲讽。她知道在马斯克的生活中，那些年的伤痛还在，并且还夹杂着其他创伤——一个襁褓中的儿子夭折，在南非的残酷成长经历。这一切共同造就了一个备受折磨的灵魂。莱莉竭尽所能帮助马斯克逃离工作和过去的经历，即使不能治愈他，也能使他焕然一新。“我尽力安排一些他没有做过的有趣的事情，让他可以放松下来，”莱莉说。“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弥补他悲惨的童年。”

无论莱莉多么用心，这些努力并不总是奏效。那次相扑派对结束后不久，我发现马斯克回到特斯拉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工作。那天是周六，停车场却停满了车。在特斯拉的办公室里，几百名年轻人正在工作——有些人在电脑上设计汽车部件，另一些人则在用自己办公桌上的电子设备做实验。每隔几分钟就能听到马斯克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响彻整个楼层。当马斯克走进我等候的会议室时，我对他说看到这么多人在周六上班很令人惊叹。马斯克却对此不以为然，抱怨说最近周末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变得越来越散漫，”马斯克回复道，“我刚刚正准备发封邮件。我们太散漫了。”

这样的言语似乎和我们对其他梦想家的印象相符合。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或史蒂夫·乔布斯用同样的方式鞭策他们的员工。创造——尤其是创造伟大的产品——是复杂的。在过去的20年里，马斯克一直在创建公司，他遭遇了一系列或崇拜或鄙夷他的人。就在我做这篇报道的当下，这些人排着队向我提供他们对马斯克的看法，以及关于马斯克本人和他公司种种骇人听闻的详情。

与马斯克共进晚餐和对马斯克之地的定期造访，让我了解了这个人与众不同的方方面面。他野心勃勃着手创造的产品，具有远远超越休斯或乔布斯所创造过的任何产品的潜力。马斯克染指的产业如航天和汽车业，似乎已经被美国所放弃，然而他却将它们重塑得耳目一新且无与伦比。这个重塑成功的关键在于马斯克作为软件设计者的技能，以及将之应用于机械上能力。他将原子和比特融为一体的方式几乎无人相信，而结果确是无与伦比的。尽管马斯克尚未有一款产品像iPhone那样在消费者中获得巨大成功，也没有像Facebook一样连接了超过10亿用户。就当下而言，他还在给有钱人制造玩具，他正在萌芽的帝国既有可能像点燃的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也有可能因为大规模特斯拉召回事件而万劫不复。另外，马斯克的公司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那些喋喋不休的诋毁者的想象，而他对未来的承诺也能让最执着的顽固派在某些瞬间变得温和乐观。“在我看来，埃隆是个光辉的典范，展示了硅谷未来的另一种面貌——比追逐快速上市和不断增加产品更有意义，”著名的软件专家和发明家爱德华·荣格(Edward Jung)这样说道，“这些事情很重要，但还不够。我们需要评估不同的模式，了解如何制定长期规划，并将不同的技术领域加以整合。”荣格所指出的技术整合——天衣无缝地整合软件、电子、先进的材料科学和计算能力——似乎正是马斯克的天赋所在。眺望前方，似乎可以看到马斯克正竭尽所能，为通向未来科幻般的机器时代铺平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斯克更像是汤姆斯·爱迪生而非爱德华·休斯。他是个可以把伟大想法变为伟大产品的明星发明家、企业家和实业家。他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位于美国的工厂里锻造金属——这在当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出生在南非，马斯克现在无疑是美国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实业家、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和最有可能让硅谷重新变得雄心勃勃的人。因为马斯克，美国人10年后可能会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高速公路：一个由上千座太阳能充电站和往来行驶的电动车组成的交通系统。到那时，SpaceX可能每天都在发射火箭升空，将人和货物运往几十个太空基地，为未来的火星移民做准备。这些展望在难以预估的同时又似乎必将发生——只要马斯克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它们。正如他的前妻贾斯汀所说：“他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事，并为之不懈努力。这就是埃隆的世界，而我们其他所有人都与之息息相关。”

第二章
出生地非洲：
冒险无极限的基因

埃隆·马斯克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在1984年。南非一本名为“个人计算机和办公技术”的刊物发布了马斯克设计的一款游戏源代码。这款游戏名为“炸弹”(Blastar)，灵感来源于科幻小说的太空场景，需要运行167行代码。在个人计算机时代早期，用户需要键入所有的指令才能让机器运行某个程序。在这个背景之下，马斯克设计的这款游戏在计算机界并非出类拔萃，但显然超过了绝大多数12岁的孩子。这篇封面报道让马斯克赚到500美元，从中也可以看到他性格的一些端倪。这份关于Blaster的杂志第69页写道，这个年轻人给自己取了一个听起来像科幻作家的名字E·R·马斯克(E.R.Musk)，并且他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伟大的征服计划。作者简单解释说，“在这个游戏里，你必须摧毁外星人的太空舰队，它们携带了致命的氢弹和状态光柱机(Status Beam Machines)。这个游戏充分运用了精灵和动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信息值得一读。”(在撰写本文时，甚至互联网上都查不到“状态光柱机”究竟是什么。)

一个男孩儿幻想着太空和正邪之战不足为奇，可如果这个男孩儿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幻想，就太让人不可思议了。马斯克就属于这种情况。在1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很难将幻想和现实区分开来了。马斯克把人类在宇宙的征程看作个人的使命。如果人类必须寻找更加清洁的能源或者建造宇宙飞船去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就去做吧。马斯克千方百计地想要让这些事情变成现实。“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太多漫画的缘故吧，”马斯克说，“在漫画里，英雄必须要拯救世界，必须让世界更美好，因为相反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

到了14岁的时候，马斯克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生存危机。他像很多天赋异禀的少年那样，转而向宗教和哲学寻找答案。他掌握了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然后或多或少地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科幻小说——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写的《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作者在书中指出了最困难的部分是提出问题。”马斯克说，“一旦你了解了问题所在，答案就变得相对简单了。我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应该立志去增强人类的自我意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问题所在。”少年马斯克那时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超逻辑使命宣言。“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为人类争取更大的集体启蒙。”

从马斯克的成长经历当中，我们能够很容易理解他所追寻的目标。他出生于1971年，在比勒陀利亚长大。这是南非东北部的一个大城市，与约翰内斯堡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像马斯克家族这种富裕的白人家庭，他们在南非的生活方式虽然殷实但有污点。他的生活起居由一队黑人管家细心照料。南非上流社会的优越生活方式被贴上享乐的标签。他们总爱举办梦幻般的派对，在后院烤着羊羔肉，喝着品种繁多的葡萄酒，与此同时，女佣们照顾着孩子，而非洲舞者则要一直表演到深夜；周遭的自然环境美不胜收。跟西方比起来，这里的人们对于时间的感觉更加随意。南非的一句流行语“就在刚才”(just now)，意味着从五分钟到五个小时不等的时间。这里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自由奔放，伴随着非洲大陆的原始和粗犷。

然而，祥和美景之下，却潜隐藏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南非经常爆发流血冲突，有时候发生在黑人和白人之间，有时候则发生在不同部落的黑人之间。马斯克的童年正值种族隔离最血腥和最令人发指的年代。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爆发的时候，马斯克刚满4岁，在那场事件中，有数百名黑人学生因为抗议白人政府的法令而遇害。多年来，由于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南非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制裁。马斯克在童年时期去国外旅游时，就已经体会到外人是如何看待南非的。南非的白人孩子在这段时间里明显会感到羞愧，他们明白自己的国家做了错事。

马斯克关于人类需要拯救的信念不断加强。但是他从一开始就不单单只考虑南非的迫切需求，而是将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一些陈词滥调的熏陶下，他将美国看作充满机遇和梦想成真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孤僻而笨拙的南非男孩儿，怀着最大的诚意去追寻人类的“集体启蒙”，最后却成为美国最具冒险精神的实业家。

马斯克在20多岁时到达美国，这实际上标志着他认祖归宗了。据族谱显示，马斯克母系祖先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从欧洲来到纽约，他们有着瑞士德语的姓氏霍尔德曼(Haldeman)。从纽约，他们又分散到了中西部的大草原——伊利诺伊州和明尼苏达州尤其众多。“在南北战争期间，我们的家族成员既有南方军，也有北方军，显然他们都是来自农民家庭。”马斯克的舅舅、非正式家族历史学家斯科特·霍尔德曼说。

在童年时期，男孩儿们总是取笑马斯克不同寻常的名字。这个名字最早来自于他的外曾祖父约翰·埃隆·霍尔德曼。约翰出生于1872年，在伊利诺伊州长大，后来又来到明尼苏达州生活。1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比他小五岁的阿尔梅达·简·诺曼。1902年，夫妻二人在明尼苏达州中部小镇佩科特的一间小木屋里安顿下来，并生下了儿子约书亚·诺曼·霍尔德曼，也就是马斯克的外祖父。约书亚后来成长为一个古怪又特立独行的人，并最终成为马斯克心中的偶像。^[1]

约书亚·诺曼·霍尔德曼小时候是一个体格矫健且独立的男孩儿。1907年，他们举家搬到萨斯喀彻温省的草原。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于是他便开始帮忙维持家庭生计。约书亚很快就学会了开垦荒地、驯养野马、拳击和摔跤，经常因为帮助当地农民驯马而受伤。他还组织了加拿大第一支牛仔竞技表演队。在一张全家福中，约书亚穿着挂满饰物的服饰，表演牛仔甩绳套的技能。十几岁的时候，约书亚来到艾奥瓦州，并在那里的帕尔默按摩学校(Palmer School of Chiropractic)获得了一个学位，然后又回到萨斯喀彻温省当了一个农夫。

在经济大衰退袭来的20世纪30年代，约书亚陷入了金融危机。他无法偿还用来购买设备的银行贷款，导致5 000亩土地被查封。“从那时起，父亲不再相信银行，并且不再存钱。”斯科特·霍尔德曼说。他后来获得了和父亲同一所按摩学校的按摩师学位，并成为世界顶尖的脊柱病治疗专家。1934年，失去农场的约书亚开始四处漂泊，而几十年后自己的孙子也重复着这种生活。斯科特身高6英尺3英寸(约1.9米)，在成为一名按摩师之前，做过诸如建筑工人和牛仔竞技表演者等各种工作。^[2]

1948年，约书亚娶了一位加拿大舞蹈老师温妮弗雷德·约瑟芬·弗莱彻(温)，并成立了一家欣欣向荣的按摩诊所。那一年，在有了一对儿女之后，他们又迎来了双胞胎女儿卡耶和梅耶——也就是马斯克的母亲。孩子们住在一幢三层楼高，有20个房间的大房子里，里面还有一个舞蹈教室，温可以在那里继续教舞蹈。约书亚不断尝试新的事情，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购买了私人飞机。据说约书亚和妻子把孩子放在那架单引擎飞机的后座上，带着他们在北美洲大陆四处游历。

约书亚会经常驾驶飞机出席各种政治活动或者与按摩相关的会议，后来还和妻子合写了一本书，名为“飞行的霍尔德曼家族：可怜一下这个穷苦的飞行员吧”(The Flying Haldemans: Pity the Poor Private Pilot)。

1950年，当约书亚似乎已经拥有一切的时候，他却决定放弃一切，准备重新开始。这个医生兼政治评论家长期抨击加拿大政府作风官僚，爱管闲事，干扰个人生活。作为一个在家里禁止说脏话、吸烟，不许喝可口可乐，不许食用精制面粉的男人，约书亚认为加拿大的道德已经开始堕落。此外，他还有蠢蠢欲动的冒险渴望。于是几个月之内，一家人卖掉了他们的大房子、舞蹈教室和按摩诊所，决定搬往南非——一个斯科特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斯科特·霍尔德曼还记得，他曾帮助父亲拆解了一架1948年制造的贝兰卡(Bellanca Cruisaire)飞机，并打包装进木箱里，然后运往南非。到了南非之后，他们重新组装好飞机，然后驾驶飞机横穿整个国家，去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最后，一家人终于在比勒陀利亚定居下来，并重新开了一家按摩诊所。

这个家庭的冒险精神似乎是无穷无尽的。1952年，约书亚和温驾驶飞机完成了一次2.2万英里的往返旅行，从非洲北上一直飞到苏格兰和挪威。温没有飞机驾驶执照，她大部分时候担任领航员，但有时候也会自己驾驶。1954年，这对夫妻的驾驶事业达到顶峰，他们飞行3万英里往返于澳大利亚。

报纸报道了这次飞行旅途，他们被认为是唯一驾驶单引擎飞机从非洲飞到澳大利亚的私人飞行员。^[3]

除了飞行，霍尔德曼和家人还曾经深入丛林，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寻找失落之城。传说中这座古城位于南部非洲的喀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一张全家福展现了当时的情景。在非洲丛林里，5个孩子围绕在一堆篝火旁，篝火上面是一口被加热了的大锅。孩子们看起来很放松，他们交叉着双腿坐在折椅上看书，身后有一架宝石红贝兰卡飞机、一顶帐篷和一辆汽车。但画面中的宁静掩盖了这次旅程的凶险。在一次事故中，他们的卡车撞上了一个树桩，导致保险杆穿透了散热器。他们于是被困在这片没有通信设施的蛮荒之地，约书亚花了3天时间才修好车，而其他人则到处猎食。夜晚的时候，土狼和豹子会在篝火周围徘徊。一天早晨，一家人醒来发现一头狮子就站在离桌子3英尺远的地方。约书亚马上抓住他能找到的第一件物品——一盏灯，朝狮子挥舞着，并叫狮子滚开，没想到狮子还真的逃走了。^[4]

霍尔德曼夫妇采用放任自流的方式来抚养孩子，这种方式也沿用到几代之后的马斯克身上。孩子们从来没有受过体罚，因为约书亚认为直觉会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行为。当父母都去飞行的时候，孩子们则留在家里。斯科特·霍尔德曼记得父亲从未踏足过他的学校，即使他是学校橄榄球队的队长和完美的孩子。“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斯科特·霍尔德曼说，“他教导我们说，你能够做成任何事情，你只需要做出决定，然后放手去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肯定会为埃隆感到自豪。”

约书亚于1974年离世，享年72岁。当时他正驾驶飞机练习着陆，但没有看见两根电线杆中间有一根电线，那根电线缠住了飞机轮子并把飞机掀翻，霍尔德曼折断了脖子不幸身亡。埃隆当时还在蹒跚学步，但他在童年时代，听说过自己外祖父的许多英勇事迹，并观看了数不清的关于丛林旅行的幻灯片资料。“我的外祖母给我讲了很多在旅途中九死一生的经历，”马斯克说，“他们的飞机上没有装备任何仪器——连无线电都没有，他们用公路地图代替航空地图，这些地图上甚至有很多错误。我的外祖父对冒险和探索的热爱几近疯狂。”埃隆坦承，他非同寻常的冒险性格直接来源于他的外祖父。在最后一次播放幻灯片多年以后，埃隆试图寻找并买回那架红色的贝兰卡飞机，但未能如愿。

埃隆的妈妈梅耶·马斯克在对父母的崇拜之中长大。在青少年时期，她被认为是一个书呆子。她喜欢数学和科学，学习成绩很好。但到了15岁的时候，梅耶变得亭亭玉立，人们开始注意到她的其他特点。高挑瘦削的身材配上金色的头发，还有高高的颧骨，让她从众人里面脱颖而出。她家的一个朋友经营着一所模特学校，梅耶到那里上过一些课程。到了周末，她便四处走秀、给杂志做模特，偶尔会参加为参议员或大使举办的宴会，最后她还入围了南非小姐评选大赛的决赛。

梅耶在60多岁时还在继续从事她的模特事业，登上了时尚杂志《纽约客》(TheNew Yorker)和《世界时装之苑》(ELLE)的封面，并出演了歌手碧昂斯的音乐短片。

梅耶和埃隆的父亲埃罗尔·马斯克在同一个街区长大。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梅耶11岁。埃罗尔是一个潮男，而梅耶却是一个书呆子，但埃罗尔却暗恋了梅耶很多年。“他因为我的腿、我的牙齿而爱上了我。”梅耶说。

两人在大学期间分分合合。据梅耶回忆，埃罗尔花了大约7年时间不懈地追求她，并最终打动了她。“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求婚。”她说。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错综复杂。梅耶在蜜月期怀孕并于1971年6月28日生下了埃隆，距离他们的结婚日仅九个月零两天。尽管他们没有享受到太多婚姻带来的幸福，但夫妻俩努力在比勒陀利亚过着体面的生活。埃罗尔是一名机械和电气工程师，负责处理一些大型项目，如办公楼、商场、住宅楼和空军基地等，而梅耶是一个营养师。埃隆出生一年多后，弟弟金巴尔出生了，不久，妹妹托斯卡也出生了。

埃隆展现出一个充满好奇和活力的孩子的所有特征。他学东西总是很快。梅耶像很多其他母亲那样，断定她的儿子聪明且早熟。“他理解事物的速度似乎比其他孩子更快。”她说。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埃隆总是陷入发呆的状态。当人们跟他说话时，他经常没有反应，眼睛呆滞地望着远处。这样的事情频繁发生，令埃隆的父母和医生以为他耳聋。“有时候，他就是听不见你说话。”梅耶说。医生给埃隆做了一系列测试，并摘除了他的扁桃体，因为这样可以增强听力。“但这并不管用。”梅耶说。埃隆的状况其实更像是他的思想而不是听力系统的问题。“他总是在思考，然后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梅耶说，“他现在仍然是这样，我只能随他这样，因为我知道他正在设计新式火箭之类的东西。”

其他孩子对马斯克的这种梦游状态表现得并不那么友好。他们会在马斯克身旁突然跳起来或者大喊大叫，但他却总是置若罔闻。他总是保持着思考状态，而他周围的人觉得他这种行为很粗鲁或者古怪。“我确实认为埃隆与众不同，但只是书呆子气重些，”梅耶说，“这让他的同龄人很不喜欢他。”

对于马斯克来说，这种状态却让他受益匪浅。在五六岁的时候，他就找到了一种抵挡外界干扰的方法，让他可以集中精力在一项任务上。这种能力部分源于他的思维方式。他在大脑中呈现的图像清晰且具体，就像是今天计算机软件制作的工程图纸。“就好像大脑中专门用于视觉处理的那部分——本来应该处理眼睛接收的图像，却被内部思维占据了，”马斯克说，“我现在无法做到这样了，因为有太多事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但是在我的孩提时代，它却总能发生。你用来处理视觉信息的很大一部分大脑，被内部想法占据了。”计算机将最困难的工作交给两种不同芯片。图形芯片处理来自电视或者视频游戏的任务，而计算芯片处理一般任务和数学运算。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克认定自己的大脑就相当于一块图形芯片。这让他能看见世界之外的东西，并复制到他的脑海里，想象它们与其他对象交互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对于图像和数字，我可以在大脑中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演算，”马斯克说，“比如加速、动量、动能为何因物体而异，这些总会以生动的方式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作为一个小男孩儿，埃隆性格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对读书如饥似渴。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似乎就书不离手。“他每天读书1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金巴尔说，“如果是周末，他可以一天读完两本书。”全家人去购物的时候，经常发现埃隆中途不见了，梅耶和金巴尔就跑到最近的书店去找，总能看见埃隆坐在地板上全神贯注地看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埃隆会在下午2点放学以后自己跑到书店去，一直待到下午6点父母下班回家。他喜欢翻阅小说和漫画，后来也看非小说类书籍。“有时候他们会把我赶出来，但通常不会赶我，”埃隆说。他列举了《魔戒》、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严厉的月之女王》(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这些是他的最爱，当然还有《银河系漫游指南》。“有一次，我把学校以及邻近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马斯克说，“大概是在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我试图劝说图书馆员帮我订更多的书。之后，我就开始阅读《大英百科全书》，这让我受益匪浅，我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而所有的一切都在书里。”

埃隆实际上已经将两套百科全书读得烂熟于心了——这对他交朋友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男孩儿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而百科全书把他变成了一个事实工厂。他总是表现出无所不知的样子。比如在饭桌上，托斯卡很想知道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而埃隆可以脱口而出近地点和远地点的精确数字。“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托斯卡总是说，‘问那个天才少年’,”梅耶说，“不管我们问他什么，他都记得。”埃隆用这种笨拙的方式巩固了他书呆子的声誉。“他不是很爱运动。”梅耶说。

梅耶回忆起一件往事：一天晚上，埃隆正和一大群孩子玩耍。当其中一个人抱怨害怕黑暗时，埃隆却说“黑暗只是没有光线而已”，这显然无法安抚那个吓坏了的孩子。作为一个年轻人，埃隆这种爱纠正别人的学究气，以及他生硬粗暴的做法，让其他孩子渐渐疏远他。这让他感到愈加孤独，但埃隆却以为，人们会乐意听到错误被纠正。“孩子们其实不喜欢这样，”梅耶说，“他们都说，‘埃隆，我们不跟你玩了。’作为一个母亲，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觉得他需要朋友。金巴尔和托斯卡会带朋友回家，但埃隆从来不会，但是他愿意跟他们一起玩。可他总是很别扭，你知道的。”梅耶总是敦促金巴尔和托斯卡带上埃隆一起玩，他们的反应很孩子气：“妈妈，他很无趣。”可是当他长大之后，埃隆却对自己的兄弟和表兄弟——梅耶妹妹的儿子们，有着很深的感情。虽然他在学校里总是独处，但埃隆跟家族成员在一起时却很活跃，并逐渐承担起家族长者和领袖的角色。

有一段时间，马斯克一家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他们住在比勒陀利亚最大的一所房子里，这要归功于埃罗尔出色的工程生意。8岁的时候，埃隆和弟弟妹妹们拍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三个活泼健康的金发孩子在门廊上坐成一排，后院是比勒陀利亚著名的紫楹树。埃隆圆润的脸颊上露出明朗的笑容。

但是，这张照片拍完没有多久，这个家庭就崩溃了。他的父母分居并在一年内离婚。梅耶带着孩子搬到了南非东海岸的德班(Durban)，在家族成员度假时居住的房子里生活。但是几年之后，埃隆决定和父亲一起生活。“我父亲似乎很难过，并且很孤独，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而他却什么都没有，”马斯克说，“这不公平。”实际上，一些马斯克的家庭成员认为，是埃隆的逻辑天性驱使他这么做，然而有人则声称是他的祖母科拉给他施加了压力。“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离开我为他营造的这个幸福的家，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幸福的家，”梅耶说，“但埃隆是一个有主见的人。”贾斯汀·马斯克(Justine Musk)是埃隆的前妻，他5个孩子的妈妈，她认为埃隆一直是一家之主，而且做决定的时候从来不受情绪困扰。贾斯汀说，“我认为他和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亲近。”据她描述，马斯克家族成员之间关系冷漠且缺少关爱。但金巴尔后来也选择与埃罗尔一起生活。也许儿子愿意与父亲一起生活是天性使然。

每当说到埃罗尔的时候，埃隆的家人总是保持沉默。他们承认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但拒绝透露细节。埃罗尔之后再婚，并为埃隆生下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马斯克对她们颇为照顾。

埃隆和他的弟弟之所以决定对埃罗尔不好的方面守口如瓶，是不希望这两个妹妹难过。

埃罗尔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埃罗尔家在南非有着很深的根基。马斯克家族在南非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0年前，比勒陀利亚的第一本电话簿上就有他们家庭成员的名字。埃罗尔的父亲瓦尔特·亨利·詹姆斯·马斯克是一个陆军中士。“在我的记忆中，他沉默寡言，”埃隆说，“他爱喝威士忌，而且脾气暴躁，但很擅长填字游戏。”埃罗尔的母亲科拉·阿米莉亚·马斯克出生在英格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喜欢受人瞩目，并爱着她的孙子们。“我们的祖母很强势，是一个相当努力的女人，”金巴尔说，“她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埃隆认为他和科拉——自己祖母的关系非常亲密。“父母离婚后，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说，“她会接我放学，还会和我一起做玩拼字游戏之类的事情。”

埃罗尔家的生活看上去很美。他有大量的书籍可供埃隆阅读，还愿意在计算机和其他一些埃隆喜欢的事情上花钱。埃罗尔还无数次带孩子们到海外旅行。“那是一段难忘且充满乐趣的时光。”金巴尔说。

“在那里，我有很多快乐美好的回忆。”他的智慧和实践经验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埃隆说，“他知道每一种物理现象背后的原理。”埃罗尔经常带埃隆和金巴尔到建筑工地，学习如何铺砖，安装管道、窗户和电线。“这些都是很愉快的时光。”埃隆说。

在金巴尔看来，埃罗尔具有远眼卓识，并且十分严厉。他会让埃隆和金巴尔坐下来，连续教导他们三四个小时，让男孩儿们无力反驳。他似乎更倾向于对孩子们严加管束并以此为乐，而他这么做显然也剥夺了他们孩童时代的乐趣。埃隆曾多次试图说服父亲搬到美国，并经常谈论自己想去美国定居的想法。埃罗尔好好教训了他一顿，驳斥了他不切实际的想法。父亲打发走了管家，让埃隆把所有家务活儿做完，让他明白这才是“美国人”的生活。

虽然埃隆和金巴尔都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但这些年与父亲共同生活的经历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们都谈到需要忍受某种形式的精神折磨。“他的体内肯定具有某种重要的化学物质，”金巴尔说，“并且肯定都遗传给我和埃隆了。这令我们的成长过程在情绪方面极具挑战性，但也造就了今天的我们。”而当被问到关于埃罗尔的话题时，梅耶总是怒从中来。

“没有人能跟他和睦相处，”她说，“他对任何人都不友好。我不想说谎，因为那太可怕了。我不想谈论这些，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孩子和孙子们。”

当我们请他聊聊有关埃隆的事情时，埃罗尔通过电子邮件回复道：“埃隆在家的时候是一个独立且专注的孩子。甚至在南非还没有人知道计算机为何物时，他就已经迷上了计算机科学。12岁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得到了广泛认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埃隆和弟弟金巴尔的行为多种多样，一言难尽。从6岁开始，他们就和我游历了南非和全世界，走遍了五大洲。埃隆和他的弟弟妹妹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实现了为人父者对孩子的所有期许。我对埃隆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埃罗尔把电子邮件抄送给了埃隆。埃隆警告我不要再联络他父亲，并坚称他父亲对于过往的回忆不足为信。“他是一个怪人，”马斯克说，“一个十足的疯子。”但是当我想了解更多细节时，马斯克却刻意回避。“准确地说，我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说：“我的童年时期可能听起来很不错，其中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但绝对不是一个快乐的童年。实际上，我的童年生活很悲惨。他总是把生活搞得一塌糊涂——这一点我非常肯定。无论多好的情况，都会被他变得很糟糕。他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我再说下去就会惹麻烦了。”埃隆和贾斯汀发誓，绝不允许他的孩子们和埃罗尔见面。

当埃隆快10岁的时候，他在约翰内斯堡的桑顿城购物中心第一次看到了计算机。“那里有一家电子产品商店，销售诸如音响器材之类的设备，但是他们在一个角落摆放了几台计算机。”马斯克说。他立刻产生了敬畏之心——“这就像是‘哇，我的天啊’”——他可以用这台机器编程来执行人类的指令。“我必须得到它，所以我缠着父亲去买计算机。”马斯克说。很快，他便拥有了一台Commodore VIC-20型计算机。这款畅销的家用计算机于1980年面世，有着5KB(5 000比特)的内存，并随机附送了一本BASIC汇编语言教学手册。“本来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学完所有课程，”埃隆说，“但是我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一连看了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把所有的内容都读完了。这像是我遇到过的最紧迫的事情。”尽管马斯克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但他有点守旧，对这台机器嗤之以鼻。埃隆回忆说：“他说这只能用来玩游戏，不能用于真正的工程项目。而我只是说‘无所谓’。”

尽管迷恋新计算机并且是个书呆子，但埃隆经常领着金巴尔和他的表兄弟(卡耶的孩子)罗斯·里沃、林登·里沃还有彼得·里沃去冒险。有一年，他们去邻居家挨家挨户地卖复活节彩蛋。尽管彩蛋装饰得并不漂亮，但孩子们为了将彩蛋卖给他们富裕的邻居，硬是将售价提高了几倍。埃隆还组织大家在家自制炸药和火箭。南非并没有深受业余爱好者喜欢的火箭套装，埃隆就自制化合物，并把它们装进罐子里。“值得一提的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引爆，”埃隆说，“硝石、硫黄和木炭是火药的基本成分，然后把强酸和强碱混合在一起，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再加上氯粒和制动液——产生的爆破效果可是相当可观的。我很幸运，我的10个手指头都还在。”不玩炸药的时候，男孩儿们会穿上好几层衣服并戴上护目镜，用弹球枪互相射击。埃隆和金巴尔还在沙地里举行骑自行车比赛，直到金巴尔有一次从车子上摔下来，径直冲向一个布满倒刺的铁丝网。

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们越加重视自己的创业追求，甚至试图开办一家街机游戏室。在父母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几个男孩儿就为他们的游戏室选好了场地并拿到了租约，然后开始办理审批手续。最后，他们发现必须找到一个年满18周岁的人来签署一份法律文件，但无论是里沃的父亲还是埃罗尔都不愿意签字，他们只好放弃。几十年后，埃隆和里沃兄弟开始一起做生意。

男孩儿们最大胆的一次冒险是从比勒陀利亚到约翰内斯堡的旅行。20世纪80年代，南非暴力事件频发，而比勒陀利亚到约翰内斯堡的35英里车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旅程。在金巴尔看来，这次火车之旅对他们的成长影响深远。“南非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幸运之地，并且这会对你产生影响。我们见到了一些非常野蛮的行为。这成为我们不同寻常成长历程的一部分——这一系列疯狂的体验，改变了我们对风险的看法。我们很难接受长大后仅仅为了一份工作而活着，因为这很无趣。”

这群13~16岁的男孩儿在约翰内斯堡热衷于参加各种派对和极客探险。在一次短途旅途中，他们还参加了“龙与地下城”比赛。

“这是我们这群书呆子的至高境界。”马斯克说。所有男孩儿都沉迷于这个角色扮演游戏。这个游戏需要玩家通过想象为他设定场景，并描述场景。“你走进了一个房间，角落里放着一个箱子。你要怎么做？……如果打开这个箱子，你就中了圈套，几十个小妖怪就自由了。”埃隆非常擅长“地牢之主”这个角色，并能背下每个怪物和其他角色的法力细节。“在埃隆的带领下，我们发挥得非常好，并赢得了比赛。要想赢得比赛，需要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埃隆设置的游戏氛围令人着迷并且大受鼓舞。”彼得·里沃说。

而埃隆与学校里的同学相处得却不尽如人意。在初中和高中期间，埃隆辗转于好几所学校之间。他在布莱恩斯滕高中(Bryanston High School)读完了8年级和9年级。一天下午，埃隆和金巴尔坐在一段阶梯的顶部吃东西，这时一个男孩儿在他背后攻击他。“我一直躲着这个黑帮团伙，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追着我不放。我猜可能是因为我在早会时不小心撞到了他，而他以为我故意冒犯。”那个男孩儿悄悄出现在马斯克身后，用脚踢他的脑袋，并把他推下了楼梯。马斯克从楼梯顶端滚了下去，然后一群男孩儿冲上来对他拳打脚踢。有些人站在两旁踢他，而元凶则抓住他的脑袋使劲撞击地面。“他们是一群疯子，”马斯克说，“我晕了过去。”金巴尔吓坏了，怕马斯克会丢了性命。他冲下楼梯，看到埃隆脸上血迹斑斑，并且已经肿起来了。埃隆被送到医院。“他看上去就像刚刚参加完拳击比赛，”金巴尔说，“大概一周之后我才回到学校。”(2013年，埃隆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次被打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后遗症，他因此做了鼻部整形手术。)

马斯克被这群恶霸无休止地纠缠了三四年的时间。他们竟然殴打马斯克最好的一个朋友，直到那个孩子答应不再跟马斯克一起玩才收手。“此外，他们还利用他——我最好的朋友，引我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打我，”马斯克说，“这太伤我心了。”当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马斯克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在颤抖。“出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定无休止地纠缠我。这让我在成长过程中饱尝艰辛。那些年，我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这群人不停地纠缠，每次都把我打得狼狈不堪，然后我回到家里，但家里的氛围也同样可怕。这种恐惧似乎永无止境。”

马斯克在比勒陀利亚男子高中读完了高中的最后阶段，并快速成长起来，这里的学生行为端正，令他的生活惬意许多。

比勒陀利亚男子高中虽然是一所公立学校，但从过去一百年的运营状况来看，它更像是一所私立学校。来到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准备申请牛津或剑桥大学的。

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马斯克是一名可爱、安静的普通学生。“班里有四五个男生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上某些课时坐在马斯克后面的迪昂·普林斯隆说道，“但埃隆不在其中。”有6名同学也指出，马斯克对体育缺乏兴趣，这让他在崇尚体育氛围的环境中被孤立起来。“说实话，没有迹象表明他将成为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另一个同学基甸·福里说，“他在学校里从来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我对他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

尽管马斯克在学校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但他的古怪兴趣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据一个叫泰得·伍德的男孩回忆，马斯克把自制的火箭模型带到学校，并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点火发射火箭。这并不是展现他志趣的唯一迹象。在科学课的一场辩论会上，埃隆反对使用矿物燃料并支持太阳能，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一个致力发掘地球自然矿产的国家，这种立场近乎一种亵渎。伍德说，“他向来立场坚定。”而特雷斯·本尼与埃隆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声称马斯克在高中时代就已经幻想过殖民其他星球。

与马斯克前程有关的另一个线索是：有一次，埃隆和金巴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户外聊天，伍德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并问他们在聊什么。“他们回答说，‘我们在聊银行业是否需要营业网点，以及能否使银行体系实现无纸化运作。’我当时心想，这种想法太荒谬了。我于是说‘这个想法好极了’。”^[5]

虽然马斯克不是班级里的尖子生，但他和其他几个中学生因为成绩和兴趣，被选中参加一项实验性的计算机学习计划。许多学校挑选出一些学生，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学习BASIC、Cobol和Pascal等汇编语言。通过阅读最喜爱的科幻小说，马斯克对技术的偏好开始升温，他还着手写作关于龙和超自然的故事。他说：“我想写一个像《指环王》那样的故事。”

梅耶从一位母亲的角度，见证了马斯克那些年的高中生活，并且讲述了他大量的惊人学术成绩。“他开发的计算机游戏，”她说，“令许多比他年长且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感到震惊。”他优异的数学成绩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的记忆力令人难以置信。他之所以没有从其他男孩儿里面脱颖而出，仅仅是因为他对学校规定的科目缺乏兴趣。

马斯克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只是考虑‘对于我需要掌握的科目，我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有一些必修科目，比如南非荷兰语，我完全不明白学它有什么意义。这看起来很荒唐。只要考试分数及格，我就满意了。但有些科目，比如物理和计算机，我会尽我所能取得最好的成绩。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有原因的。我宁愿玩计算机游戏、写代码和读书，也不愿意去获得那些没有意义的A等。我记得在四五年级时，曾有几门功课不及格。然后，我母亲的男朋友告诉我，如果我没有通过考试就要留级。我不知道只有这些科目考试合格才能升入下一个年级。此后，我在这些科目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17岁时，马斯克离开南非前往加拿大。他经常在媒体面前谈到这次旅程，而且对于这次旅程的动机有两种版本的描述。第一个版本比较简短，即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加拿大血统，以加拿大为跳板，尽快前往美国；第二个版本是，他拥有非同一般的社会良知。南非当时要求公民必须服兵役，而马斯克则不想入伍，他曾经说，这是因为他不想被迫参与到种族隔离运动中去。

在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场华丽冒险的5个月前，马斯克进入了比勒陀利亚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工程学，但是他没有把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很快就辍学了。这件事很少被提及。马斯克描述说，申请读大学只是为了让等待加拿大签证的那段日子有事可做。马斯克那时候在学校里游手好闲，这不仅仅是他人生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兵役。他一向自我标榜为深思熟虑又热爱冒险的青年，为了不破坏这一形象，他很少提及这段在比勒陀利亚大学的沉寂时光。

毫无疑问，为了去美国，马斯克已经深思熟虑了很长时间。马斯克早期对于计算机和科技的兴趣使他对硅谷产生了强烈的向往。而那些海外之旅又令他深信美国是成事之地。相反，南非为创业者提供的机会少之又少。就像金巴尔所说的，“南非对于埃隆这样的人来说就像是监狱”。

马斯克逃离南非的机会终于来了，调整后的法律允许子女继承梅耶的加拿大国籍。马斯克立即开始研究办理这一手续所需要的文书。马斯克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最终获得了加拿大政府的批准并拿到了加拿大护照。“这时候埃隆才说‘我要去加拿大’。”梅耶说。在互联网问世之前，马斯克在煎熬中等待了三个星期才拿到机票。一拿到机票，他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

第三章
挺进加拿大：
追寻太阳的人

马斯克去加拿大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在登上飞机的时候，只知道有一个远房表舅住在蒙特利尔，希望可以取得联系。1988年6月，他到达以后，找到一处公用电话，试图通过公用电话簿来找到舅舅，但未能如愿。之后他打电话给母亲，但却从她那里听到一个坏消息。在马斯克出发前，梅耶给表兄写了一封信，并且收到了回复，此时马斯克还在路上。舅舅搬去了明尼苏达州，这就意味着马斯克无家可归了。他只好提着行李去了青年旅馆。

过了几天时间，在熟悉了蒙特利尔之后，马斯克决定制订一个长期计划。马斯克的家族成员分散在加拿大各地，他开始联系他们。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只花了100美元就买到了一张全国通用，并且可以中途上下的车票。他一开始想前往萨斯喀彻温省，祖父的故居就在那里。在大巴行驶了1 900英里之后，他在一个只有1.5万人口的小镇斯威夫特卡伦特(Swift Current)下了车，马斯克在车站给一个远房表兄打了一个电话，并搭便车去了他家。

之后的一年，马斯克一直在加拿大各地打零工。他先在另一位表兄位于小镇瓦尔德克的农场里种植蔬菜和打扫粮仓。

马斯克在那里度过了他的18岁生日，与几个刚结识的远房亲戚及陌生邻居分享了生日蛋糕。在那之后，马斯克在温哥华学会了使用电锯锯原木。他去失业救济办公室询问哪种工作的待遇最好，但没想到这份工作竟然是清理木材厂的锅炉房，时薪18美元。这是他做过的最辛苦的工作。“我必须穿上防护服，摇摇晃晃地穿过狭窄的通道，”马斯克说，“你要用铁锹把滚烫的沙子、黏稠物和热气腾腾的残渣铲到洞口外面。而且你必须原路返回，因为没有逃生出口。旁边会有人把这些脏东西用独轮车运走。如果待在那里超过30分钟，你会被热死。”最初一起工作的同事有30个。到了第三天，只有5个人留了下来。在那一周结束的时候，只有马斯克和另外两位男同事还在工作。

当马斯克以自己的方式游历加拿大的时候，他的弟弟、妹妹和妈妈正在想办法前往加拿大。^[1]最后，他们在加拿大团聚了。当金巴尔终于和埃隆在加拿大重聚时，他们的固执和顽皮本性也重新绽放。1989年，埃隆终于进入了位于安大略省金斯顿的皇后大学。(他之所以选择皇后大学而不是滑铁卢大学，是因为他认为皇后大学的美女更多。2)学习之余，埃隆会和金巴尔一起读报纸，为的是从中找出有趣的人并和他们见面。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这些人，问他们愿不愿意一起共进午餐。在被骚扰的众多人物之中，就有新斯科舍省彼得银行的高管彼得·尼克尔森(Peter Nicholson)，此外，他还是多伦多蓝鸟棒球队的营销主管及《环球邮报》的商业专栏作家。尼克尔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男孩儿打来的电话。“我不太习惯这种贸然邀约，”尼克尔森说，“但我还是被他们精心准备的说辞说服了，并同意跟这两个锐意进取的年轻人共进午餐。”这件事6个月后才排上尼克尔森的日程，马斯克兄弟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最终准时出现。

马斯克兄弟给尼克尔森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人都表现良好，举止得体。埃隆表现得更加极客和笨拙，而金巴尔则有魅力得多。“他们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尼克尔森说，“他们的意志太坚定了。”尼克尔森最后给埃隆提供了一份暑期在银行实习的工作，并成为他值得信任的导师。

在初次见面后不久，埃隆便邀请彼得·尼克尔森的女儿克里斯蒂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克里斯蒂手捧着自制的柠檬酱来到梅耶位于多伦多的公寓，埃隆和其他15位客人向她表示欢迎。埃隆之前从未见过克里斯蒂，但他径直走过去，把她带到沙发边坐下。“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二句话是，‘我想了很多关于电动车的事情’,”克里斯蒂说，“然后他对我说，‘你会思考关于电动车的事情吗？’”这段对话给克里斯蒂留下的直接印象是，马斯克是一个帅气、和蔼又魁梧的书呆子。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她说，“这个人如此与众不同，这令我十分着迷。”

克里斯蒂有着苗条的身材和金色的长发，是马斯克喜欢的类型，所以马斯克在加拿大的时候，两人一直保持联系。虽然两人从未正式交往过，但克里斯蒂觉得马斯克非常有趣，经常和他在电话里聊很长时间。“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如果有一种方法让我即使不用吃饭也可以工作较长时间，那我宁愿不吃饭。我希望找到不用吃饭就可以直接摄取营养的方法！’他在那个年纪表现出来的工作狂性格显而易见。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加拿大的那段时光，马斯克和贾斯汀·威尔逊之间产生了另一段更加深厚的情缘。她是马斯克在皇后大学的同学。威尔逊有着修长的双腿和一头棕色的秀发，散发着浪漫而性感的气质。威尔逊之前爱上过一个老男人，后来抛弃他去上了大学。她的下一个征服目标，应该是詹姆斯·迪恩那种穿着皮夹克、身经百战的男人。然而，干练的马斯克看上了威尔逊，并迅速对她展开攻势。“她看起来太迷人了，”马斯克说，“她还非常聪明博学，有点波西米亚气质，她还获得了跆拳道黑带资格。你懂的，她就是那种校园里抢手的辣妹。”马斯克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直接去她的宿舍外面，假装碰巧遇到她，然后说他们之前在某次排队时见过。贾斯汀当时刚刚入学一个星期，便答应了马斯克的邀约，和他一起去吃冰激凌。当马斯克来到宿舍接威尔逊时，发现宿舍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他意识到贾斯汀爽约了。马斯克说，“纸条上面写着她必须去参加一个考试，没有办法去约会了，她表示很遗憾。”马斯克于是追着贾斯汀最好的朋友，询问贾斯汀通常在哪里学习，以及她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激凌。有一次，贾斯汀正在学生中心学习西班牙语，突然发现马斯克出现在她的身后，手里还拿着两个已经融化了的巧克力冰激凌。

威尔逊曾经幻想和一名作家发生一段浪漫情缘。“我想成为西尔维亚和特德。”她说。但她爱上的却是一个冷酷无情且雄心勃勃的怪胎。两人同时修读了变态心理学的课程，考试成绩出来后，贾斯汀得了97分，而马斯克得了98分。“他找到教授，与教授争辩丢掉的这2分，然后教授就给了他100分，”贾斯汀说，“好像我们总是在相互竞争。”马斯克也有浪漫的一面。有一次，他送给威尔逊一打玫瑰花，每朵花上面都附有一张纸条。他也送过一本诗集《先知》(The Prophet)给她，里面满是他亲手写的情话。贾斯汀说，“他赢得了我的芳心。”

在大学的那几年，两个年轻人分分合合，马斯克努力地维系着这段恋情。“她的追求者众多，而且总是和那些最酷的男人约会，对埃隆毫无兴趣，”梅耶说，“所以他很难过。”马斯克也追求过其他几个女孩儿，但最后总是回到贾斯汀身边。无论何时，只要她的态度冷淡，马斯克的一贯回应就是施加压力。“电话总是响个不停，肯定是埃隆打来的。这个男人不喜欢被人拒绝。你赶不走他。我的确把他当作‘终结者’。他把目光锁定在某个物体上，然后说，‘这应该是我的。’一点一滴的，我就被他征服了。”

大学很适合马斯克。他不再像以前一样表现得无所不知，并且找到了一群尊重他学识的同道中人。大学同学更不会嘲笑他在能源、太空和其他感兴趣领域的独到见解。马斯克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于他的雄心壮志会给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讥讽。他在这种环境中如鱼得水。

内瓦得·法鲁克是一个在日内瓦长大的加拿大人，1990年秋天，在马斯克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两人成了室友。两人都被安排在国际部的学生宿舍，在那里每个加拿大学生都会搭配一个海外学生室友。马斯克是个特例，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他是加拿大人，但他对周围的环境一无所知。“我有一个来自香港的室友，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马斯克说，“他近乎虔诚地上完了每一堂课，这帮了我大忙，因为我总是尽量少去上课。”有一段时间，马斯克在宿舍里卖电脑配件和电脑整机，从中赚一些外快。“我可以根据人们的不同需求组装一些机器，比如专门用来玩游戏的，或者进行简单的文字处理的，这会比商店里便宜很多，”马斯克说，“如果他们的电脑不能正常启动或者中了病毒，我可以修好它们。我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法鲁克和马斯克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并且都喜欢战略棋盘游戏。“我认为他不太善于交朋友，但他对已有的朋友很忠诚。”法鲁克说。当视频游戏《文明》刚刚问世的时候，这两个大学死党会花大把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帝国，而法鲁克的女朋友则沮丧地独自待在另一个房间。“埃隆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沉浸在游戏当中。”法鲁克说。他们还对自己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津津乐道。“我们都是那种即使在派对上孤身一人，也不会感到局促不安的人，”法鲁克说，“我们对自己的社交障碍感到心安理得。”

比起高中时代，马斯克在大学时代更加雄心勃勃。他学习商业课程，参加演讲比赛，他标志性的专注和竞争力也始于那个时候，并一直延续至今。一次经济学考试之后，马斯克、法鲁克和其他几个同学回到宿舍，拿出笔记翻看，想知道谁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结果很快明朗，马斯克对于知识的掌握比其他人更扎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斯克保持了一如既往的专注。“这是一群卓越之人，但显然埃隆远超其他人，在钟形曲线之外，”法鲁克说，“一旦埃隆想了解某个事物，他会投入比别人多得多的精力。这是埃隆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1992年，在皇后大学待了两年之后，马斯克获得奖学金后便转学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马斯克希望这所常青藤名校可以帮他打开更多的机会之门，于是主修了双学位——首先是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学位，然后是物理学学士学位。而贾斯汀则待在皇后大学，追寻着她的作家梦想，并跟马斯克展开了异地恋。有时候她会去探望马斯克，两人会在纽约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

马斯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更加入鱼得水，并且和那些学物理的同学相处甚欢。“在宾州，他能够遇到跟他想法相似的人，”梅耶说，“那里有一些书呆子。他很享受与他们相处的时光。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他们去吃午餐，他们讨论一个物理问题，A加B等于圆周率的平方之类的。他们会开怀大笑。看见他如此开心，这简直太棒了。”但同样，马斯克并没有跟其他专业的学生交上朋友。很难找到当年对他有印象的学生。但是他的确结交了一个很亲密的朋友阿德·雷西(Adeo Ressi)。雷西后来成为一名硅谷创业者，并且一直与埃隆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雷西的身高超过6英尺，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家伙，有着精灵古怪的气质。相比马斯克的勤奋和脚踏实地，他更加色彩斑斓并富有艺术气息。两个年轻人都是转学生，并且最后都被安排在脏兮兮的新生宿舍里。这种黯淡的社交品质没有达到雷西的期望，于是他跟马斯克商量去校外租一间大房子。他们最后用相对低廉的价格租下了一套有10个房间的大房子，这之前是兄弟会没有被租用的房子。马斯克和雷西平时学习功课，但到周末快来临的时候，雷西就会把房间布置成夜总会。他用垃圾袋将窗户挡住，以便让屋内变黑，并用亮色的颜料和其他能找到的任何物件来装饰墙面。“这绝对是一个无照经营的夜总会，”雷西说，“会有500个人光顾，每个人只需要交5美元，就可以在这里任意享用酒水——啤酒、果冻酒以及其他类型的酒水。”

每到周五晚上，房子里就会回荡着从雷西超重低音音响里传出的音乐，连地面都随之颤抖。梅耶到访过其中一次派对，发现雷西正在往墙上钉东西，然后在上面刷上在黑暗中会闪闪发亮的涂料。后来，她在门口负责保管衣物和收取门票，并且抓住一把剪刀用来防身，因为用来装钱的鞋盒里面已经堆满了钞票。

第二幢房子里有14间客房。马斯克、雷西和另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们将胶合板放在旧桶上做成桌子，还有其他一些临时装修点子。有一天，马斯克回家后发现雷西把他的桌子钉在了墙上，并且涂上了荧光粉。他不动声色地把桌子取下来，漆回黑色，然后继续用来学习。雷西说，“我当时的反应是，‘老兄，这是我们俱乐部的装饰品’。”当我向马斯克提起这件事时，他实事求是地说：“那是一张桌子。”

马斯克偶尔会喝伏特加兑健怡可乐，但他的酒量并不大，也不太喜欢酒的味道。“在派对上必须有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马斯克说，“我在大学里一直都是自力更生，一个晚上就可以赚回一个月的房租。阿德负责把房间装饰得酷炫一点，而我则负责让派对继续下去。”当谈到这一点时，雷西说道，“埃隆是自制力极强的家伙。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灌醉，从来不会，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只有当马斯克不分昼夜地玩电脑游戏的时候，雷西才不得不制止他的行为。

马斯克对于太阳能领域的长期兴趣和在利用新能源领域的探索始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4年12月，他要为一门功课撰写一份商业计划书，题为“太阳能的重要性”。论文的开头体现了马斯克略带讽刺的幽默感。在页面的顶部，他写道“太阳明天会升起……——小孤儿安妮论可再生能源”。接下来，这篇论文基于材料的改进和大型太阳能发电站的建设，预测太阳能技术将蓬勃发展。马斯克深入研究了太阳能电池的工作原理和各个部分的有效利用。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他描绘了“能源站的未来”。他画了一对巨大的太阳能电池板漂浮在太空——每个有4 000米长——通过微波源源不断地向地球发射能量，而用来接收能量的天线直径有7 000米。马斯克的论文获得了98分，他的教授认为这是一篇“非常有趣、写得很不错的论文”。

他在第二篇论文中讨论了文献和书籍的电子扫描方法，首先进行光学数据识别，然后把所有信息存入一个单一的数据库——就像今天的谷歌图书(Google Books)和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的结合体；他的第三篇论文又涉足了马斯克最喜欢的主题——超级电容器。在这份44页的文件里，马斯克对于能源存储的新型方式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这些技术未来可以应用到汽车、飞机和火箭上。他的论文中提到了硅谷一家实验室的最新研究，他指出：“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这是自电池和燃料电池问世以来，又一种存储大量电能的新方法。此外，因为超级电容器保持了电容器的基本特性，它传送电能的速度可以比同等重量的电池快数百倍，但是充电速度一样快。”马斯克的这篇论文获得了97分，并获誉“分析得非常透彻”且具有“出色的财务知识”。

教授的评价非常中肯。马斯克可以像逻辑学家那样清晰简洁地表达，同时非常准确地从一个要点转移到下一个要点。但马斯克真正突出的地方在于，他将复杂的物理概念与商业计划相结合的能力。不仅如此，他还显示出了将一项科研成果转化为营利性企业的非凡才能。

马斯克开始认真思考大学毕业后的选择，他曾考虑过进入视频游戏行业。从童年时代起，他就非常迷恋游戏，并有游戏行业的实习经历。但是，他又觉得这个追求不够宏大。“我真的很喜欢电脑游戏，但即使我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电脑游戏，这又会给世界带来多大影响呢？”他说，“这不会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游戏，但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职业。”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马斯克往往要让人们意识到，在他的人生中，有一些真正伟大的想法一直根植在脑海中。正如他所说的，他在皇后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经常思考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最后得出下面这个结论：他认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和太空探索这三个领域正在发生巨变，并且自己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他郑重其事地说要同时进军这些领域。“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我的前女友和前妻，”他说，“这听起来就像疯子在胡言乱语。”

马斯克坚持宣扬他的早期理想——关于电动汽车、太阳能和火箭，但很难令人信服。这让人感觉他似乎在以一种强制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对于马斯克来说，跌跌撞撞地闯进某个领域和有意为之是有明显区别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想让世界知道，他和硅谷那些作坊式的创业者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在顺应潮流，也不是为了发财，他是在追求一个整体的计划。“我的确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思考这些事情，”他说，“这不是事后编造出来的故事。我不想被看作一个新手，我不喜欢跟风和投机。我不是投资者。我喜欢把那些对于未来真正重要和有价值的技术，以某些方式变成现实。

第四章
第一次创业：
征服网络世界

1994年夏天，马斯克和弟弟金巴尔迈出了美国梦的第一步。他们开启了一场横跨美国的旅行。

金巴尔当时是“大学专业画家”画室的承销商，而且做得还不错，算得上是一家小型企业。他卖掉了专营权的一部分，再加上马斯克手头的一些钱，买了一辆生产于20世纪70年代的宝马320i(BMW320i)。兄弟二人在8月开始了一段游历旧金山周边的旅程，那时候加利福尼亚的天气持续升温。他们第一站到了努得，这是莫哈韦沙漠旁边的一个城市。由于车里没有空调，在近120华氏度的高温天气下，他们汗流浃背，一路上不得不把Car’s Jr.(美国快餐连锁店)当作临时休息区，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他们一路上嬉笑打闹，和许多20岁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但这次旅行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场资本家的疯狂白日梦。万维网开始向公众开放，这要感谢像雅虎这样的门户网站以及像网景(Netscape)这样的工具浏览器。马斯克兄弟开始将目光转向互联网，思考如何成立一家公司在互联网上做一点事情。从加利福尼亚到科罗拉多，再到怀俄明、南达科和伊利诺伊，马斯克兄弟轮流开车，其间谈天说地，不断进行头脑风暴。他们就这样一路向东开，好让马斯克回到学校迎接秋季开学。

他们在旅行过程中想到的最好的点子是为医生建立一个网站。这并不是什么雄心勃勃的电子健康档案计划，而是一个供医生交换信息和协作的系统。“医疗行业似乎是一个可以被颠覆的行业，”金巴尔说，“我制订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后来还制订了销售和营销计划书，但这个项目最终没有成行。因为我们后来对这个项目没兴趣了。”

刚刚进入暑期，马斯克便在硅谷找了几份实习生的工作。白天的时候，他在位于洛斯加托斯的品尼高研究所实习。这家创业公司被媒体大肆吹捧，它的一群科学家正在研制超级电容器，可以作为电动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革命性燃料来源。马斯克的工作后来发生变化了——至少在概念上——转向了更加异乎寻常的领域。马斯克大谈特谈如何用超级电容器制作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那些激光手臂，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在其他的未来派电影中。这些激光枪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波，枪手可以在枪的底部更换超级电容器，就像更换弹匣一样，然后继续发起攻击。超级电容器在未来也有望能给导弹提供能量。发射导弹时会产生机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超级电容器比电池更稳定，可以长时间稳定地储存电荷。马斯克爱上了在品尼高的这份工作，并开始在品尼高以超级电容器为基础展开了一系列商业试验，做着他的实业家白日梦。

到了晚上，马斯克就来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火箭科学游戏公司(Rocket Science Games)。这是一家创业公司，致力于打造世界上最先进的视频游戏，并用光盘代替卡带，这样便可以存储更多信息。从理论上来说，如果采用光盘，他们可以在游戏中保留好莱坞式的叙事方式，并能保证产品的品质。而且他们的全明星团队由一群工程师和电影人组成，并且已经崭露头角。托尼·法德尔当时就在火箭科学游戏公司工作。在苹果公司任职期间，他推动了iPod和iPhone的研发工作。这支团队中的某些成员日后帮助苹果开发了多媒体软件QuickTime(一款具有强大的多媒体技术的内置媒体播放器)。他们还招来了工业光魔公司(Industrial Light & Magic)为电影《星球大战》制作特效的那群人，以及在卢卡斯娱乐公司( Lucas Arts Entertainment)开发游戏的一批人。在火箭科学游戏公司的实习经历，让马斯克从人才和文化的角度闻到了硅谷的真实气息。这里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工作，而且马斯克每天下午5点钟才到公司，开始他的第二份暑期工作，在其他人看来，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雇他是为了让他写一些无足轻重的基础代码，”公司早期的工程师彼得·巴雷特(Peter Barrett)说道，“他的思维很清晰，没过多久，我发现他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的指导，最后他开始独立做他想做的任何项目。”

具体来说，他们要求马斯克写一些驱动程序，使手柄和鼠标适用于各种计算机及游戏。与那些将打印机或照相机和家用计算机连接起来的恼人程序一样，编写驱动程序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程序员，马斯克陶醉于自己优秀的编程能力，于是公司分配给他一些难度更大的工作。“我试图找到执行多重任务的方法，你可以从光盘读取视频资料，同时还可以运行游戏，”马斯克说，“在同一时间，你需要在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程序设计的复杂之处。”马斯克必须直接向计算机的主微处理器发出指令，调试那些最基本的功能，以便让机器运行。苹果公司QuickTime项目的前首席工程师布鲁斯·里克(Bruce Leak)曾经负责招聘马斯克，他惊叹于马斯克通宵工作的能力。“他精力充沛，”里克说，“那时候的孩子不懂硬件是如何运作的，但他有着个人计算机黑客背景，从来不畏惧解决问题。”

马斯克发现，硅谷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乐土，这里遍地都是机会，能够实现他的野心。他连续两年都在夏天回到这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双学位后，便一路向西来到这里并永久定居下来。他最初打算在斯坦福大学攻读材料科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希望能够推进他在品尼高从事的关于超级电容器的工作。但随着故事的发展，马斯克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两天就退学了，因为他无法抗拒互联网的诱惑。他劝说金巴尔也搬到硅谷，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征服网络世界。

马斯克第一个可行的互联网项目其实在实习阶段就已经有了头绪。有一次，一个黄页推销员来到创业者的办公室，他试图向人们推销网络分类的点子，并说这是厚重的传统黄页的补充。这个推销员的说法很难打动人，并且对于互联网本质以及人们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商业活动的表述也不得要领。但这些站不住脚的说辞却引发了马斯克思考，他找到金巴尔，第一次和他谈起了帮助企业上网的想法。

“埃隆说，‘这些家伙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金巴尔说。此时正值1995年，兄弟俩正着手建立名为Global Link的信息网站，这家创业公司最终更名为Zip2。(有关围绕Zip2展开的争论以及马斯克的学习成绩等细节见附录1。)

Zip2这个点子有点异想天开。1995年，了解互联网的小企业非常少。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登录互联网，并且也不知道互联网可以为他们的企业创造价值，甚至连像黄页一样把信息上传到互联网的想法都没有。

马斯克和弟弟希望说服餐馆、服装店和理发店之类的小企业将自己的业务信息展示在互联网上，让公众通过互联网知道他们的存在。Zip2网站会给这些企业创建一个可搜索的目录，并生成相应的地图。马斯克用比萨店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离自己最近的比萨店的位置，并且应该能够获取到达那里的详细信息。这在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平常——比如Yelp(点评网站)和Google Map(谷歌地图)的结合——但是在当时，甚至连吸了毒品的人都想象不出这种服务。

马斯克兄弟在帕洛阿尔托的谢尔曼街430号成立了Zip2公司。他们租了一间公寓大小的办公室—20英尺长、30英尺宽，并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具。这座三层小楼有些缺点。没有电梯，马桶经常坏掉。“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工作场所，”一名早期员工说。为了能够接入高速的互联网，马斯克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雷·吉鲁阿尔(Ray Girouard)达成了一项协议。吉鲁阿尔是一名创业者，他就在Zip2楼下运营着一家互联网服务公司。据吉鲁阿尔回忆，马斯克在Zip2公司门旁边的石膏板上钻了一个洞，然后沿着楼梯将电缆接到网络服务供应商那里。

“虽然他们有几次迟交了账单，但从来没有赖账。”吉鲁阿尔说。马斯克独立完成了后台的所有原始代码，而更有亲和力的金巴尔则负责挨家挨户推销。马斯克以低廉的价格获得了一个湾区企业数据库的访问许可证，这个数据库提供了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然后，他打电话给综合电子地图信息供应商NAVTEQ，这家公司花了几百万美元打造数字地图和导航服务，可用于早期类似于GPS(全球定位系统)的设备。马斯克和他们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愿意免费把技术给我们使用。”金巴尔说。马斯克把两个数据库合并在一起，一个原始的系统就这样启动并运行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Zip2的工程师们必须扩大原始数据库，将更多的地图纳入其中，覆盖了主要城市群以外的地区，提供自定义的导航服务，并能在家用计算机上运行良好。

埃罗尔·马斯克资助了他的两个儿子28 000美元，帮助他们度过创业初期，在租用办公室、获得软件许可以及购买设备之后，他们手中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在Zip2成立后的前三个月，马斯克和弟弟住在办公室里。他们有一个小衣柜可以存放换洗的衣物，然后到基督教青年会洗澡。“有时候，我们一日四餐都在Jack in the Box(美国连锁快餐店)吃，”金巴尔说，“快餐店24小时营业，适合我们的作息时间。有一次，我点了一杯冰沙，发现里面有脏东西。但我把脏东西取了出来并继续把冰沙喝完。从那时候起，我再也不敢去那里用餐了，但是我仍然能背出它的菜单。”

接下来，兄弟俩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他们没有钱或者不打算去购买家具。所以在地板上放了两张床垫。马斯克承诺提供免费住宿，总算说服了一个年轻的韩国工程师来Zip2做实习生。“这个可怜的孩子还以为他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金巴尔说，“他最后和我们住在一起，对于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有一天，这个实习生开着马斯克破旧的宝马320i去上班，一个车轮在行驶途中掉了出来，车轴在Page Mill路和El Camino Real路交叉口的路面划出一道凹槽，那个凹槽几年后仍然清晰可见。

Zip2是一家瞄准了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公司，但它也需要接地气、传统的挨家挨户上门式推销。推销员需要向企业宣传网络的优势，并劝说企业付费购买那些对他们而言很陌生的服务。1995年年末，马斯克兄弟开始进行第一次招聘，组建了一支杂牌的销售团队。二十多岁的杰夫·海尔曼(Jeff Heilman)是一个自由奔放的年轻人，当时正在试图弄清楚人生的意义。他成为Zip2第一批员工中的一员。一天深夜，他和爸爸一起看电视，他看见在屏幕上广告的底部有一行网址。“那是一个.com之类的东西，”海尔曼说，“我记得我坐在那儿，问父亲这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时候我意识到我必须去了解一下互联网了。”海尔曼花了好几周的时间与人聊天，想让他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互联网。之后，他就在《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上看到了一则占有2英寸×2英寸版面的招聘广告。

“诚征互联网销售人员！”当海尔曼读这里时，他知道机会来了。他和其他几个销售人员一起加入了这家公司，以赚取佣金。

马斯克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他通常就在办公桌旁的睡袋里席地而睡，跟狗没什么两样。“几乎每天都这样，我7点半或者8点到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在睡袋里睡觉，”海尔曼说，“或许他在周末的时候洗了澡吧，我不知道。”马斯克向Zip的第一批员工提出了一个要求：谁到了公司就把他踢醒，然后他再继续工作。当马斯克中邪似的写代码的时候，金巴尔成了销售团队的领头羊。“金巴尔一直是个乐天派，非常能鼓舞人心，”海尔曼说，“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金巴尔把海尔曼派到高档的斯坦福购物中心和大学路——这里是帕洛阿尔托人流聚集的地方，去劝说零售商们和Zip2合作，向他们解释说这样可以让公司名字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列。最大的问题，当然是没有人吃这一套。一周接一周，海尔曼上门拜访，然后回到办公室，几乎没有好消息带回来。海尔曼得到的最好的回答是，人们对他说，互联网广告是他们听过的最傻的事情。最常见的情况是，店主直接让海尔曼离开，不要再打扰他们。午餐时间到了，马斯克兄弟就打开一个雪茄盒，拿出一些现金，带着海尔曼出门吃饭，听取令人郁闷的销售报告。

克雷格·莫尔(Craig Mohr)是另一名早期员工，他放弃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全力推广Zip2服务。他决定寻求汽车经销商的支持，因为他们总是会花很多钱做广告。他向这些汽车经销商谈及Zip2的官方网站——www.totalinfo.com，并试图使他们确信诸如www.totalinfo.com/toyotaofsiliconvalley这类线上商户目录的需求会很大。但这一招儿并不是总是奏效，因为网站加载速度常常很慢，这令莫尔不得不说服客户展望一下Zip2的前景和潜力。“有一天，我带着一张900美元的支票回来，”莫尔说道，“我走进办公室，问他们这笔钱该怎么处理。埃隆敲击键盘的手停了下来，从显示器后面探出身子说道，‘你竟然赚到钱了！这不可能。’”

马斯克对于Zip2软件的持续改进令员工士气高涨。这项服务已经从概念发展成可以用来演示的真实产品。相比于精明的营销策略，马斯克兄弟更加看重的是，赋予他们的产品一个物质实体，使其网络服务显得更具价值。马斯克做了一个普通个人计算机大小的箱子，把它扣在软件上，还在箱子下面安装了轮子。当潜在投资人造访时，马斯克会为他们演示，把庞大的机器外壳打开，露出产品本身，就好像Zip2在一台微型超级计算机里面运行一样。金巴尔说，“投资人对此印象深刻。”海尔曼也注意到，投资人对于马斯克的无私奉献精神表示认同。“当他还是一个满脸长着青春痘的大学生时，埃隆就已热情满满——就好像任何事情他都要全力以赴，如果没有全力以赴，就会错失良机，”海尔曼说，“我认为风险投资人都看在眼里——他愿意赌上身家性命去建立这个平台。”实际上，马斯克对一个风险投资人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具有武士精神。我宁愿切腹，也不要失败。”

在Zip2创业早期，马斯克收获了一位重要的盟友，他的加盟更具戏剧性。35岁的格雷格·科里(Greg Kouri)是一位加拿大商人，与马斯克兄弟相识于多伦多，并参加了Zip2早期的头脑风暴。一天早晨，两个男孩儿出现在他家门口，然后说他们要前往加州，给这个行业重重一击。科里当时穿着一件红色浴袍，他听完后回到屋里，翻箱倒柜了几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握着一叠总计6 000美元的钞票。1996年年初，他搬到加州，成为Zip2的联合创始人。

科里过去从事房地产交易，在做生意方面有实际经验，并且具有阅人的能力。他在Zip2的职位相当于“家长督导”。这个加拿大人具有娴熟的技巧，可以让马斯克平静下来，后来渐渐扮演起了他的导师角色。“有时候，真正的智者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能跟上他们的思维和脚步，”德里克·普罗蒂昂(Derek Proudian)说，他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后来成为Zip2的CEO,“格雷格是马斯克愿意倾听并委以重任的少数人之一。”科里还曾经在马斯克和金巴尔打架时充当调解员，当时他们就在办公室的中央挥拳相向。

“我从来不跟别人打架，但是埃隆和我都不具备说服对方接受自己观点的能力。”金巴尔说。有一次，两人在做商业决定的时候大打出手，马斯克的拳头甚至擦破皮了，不得不去打破伤风针。最后还是科里出来收拾了残局。(科里因为投资马斯克的公司发了财。2012年，科里死于心脏病，享年51岁。马斯克出席了他的葬礼。“我们对他深表感谢。”金巴尔说。)

1996年年初，Zip2经历了一场巨变。风险投资公司莫尔达维多夫(Mohr Davidow)伺机而动，看准了这两个南非男孩儿打算做互联网黄页的野心，便约见了兄弟俩。马斯克尽管在演讲技巧上还有些生疏，但已经足够打动这家公司，投资人对于马斯克展现出来的干劲儿印象深刻。莫尔达维多夫最后给这家公司投资了300万美元。^[1]拿到投资后，公司正式从Global Link更名为Zip2，快速移动到这里、快速移动到那里的意思。接下来他们搬到了位于帕洛阿尔托剑桥路390号的一个大办公室，并且开始招募有才华的工程师。Zip2还转变了商业策略。在当时，公司已经开发了互联网上最好的商户目录系统之一。Zip2团队打算升级技术，把只集中于硅谷的服务扩展到全美。但公司未来将走出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相比于之前挨家挨户地推销，Zip2团队开发了一个软件包，将其出售给报业公司，报业公司可以反过来创建自己的房地产商、汽车经销商和各种分类广告目录。那些报业公司虽然后知后觉，但已经开始意识到互联网如何影响他们的业务，而Zip2公司的软件可以让他们不必自己开发技术，即可迅速将业务接入互联网。在这个领域，Zip2可以追捕更大的猎物，并在覆盖全球的分类网络业务中分得一杯羹。

商业模式和公司结构发生转变之际，是马斯克人生当中一个开创性的时刻。风险投资人逼迫马斯克担任首席技术官这一角色，并雇用理查·索尔金(Rich Sorkin)担任公司的CEO。索尔金曾供职于创新实验室(Creative Labs)。这是一家音响设备制造商，他在公司里领导业务拓展团队，掌管面向互联网初创企业的诸多投资项目。Zip2的投资人认为索尔金经验丰富并且了解互联网。尽管马斯克与投资人就这个安排达成了共识，但他对于自己放弃了对Zip2的控制权感到有些懊悔。“我与他共事那段时期最遗憾的事情也许就是，他和莫尔达维多夫达成了这项魔鬼交易，”Zip2时任工程副总裁吉姆·阿布拉斯(Jim Ambras)说，“埃隆没有任何运营职务，但他想当CEO。”

阿布拉斯曾任职于惠普实验室和硅图公司(Silicon Graphics Inc.)，他也是第一轮投资到位后Zip2引进的高素质人才典范。硅图公司是好莱坞钟爱的高端计算机制造商，作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公司，它在当时拥有一大批硅谷精英极客。然而，阿布拉斯却以互联网财富为诱饵，从硅图为Zip2挖来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我们的律师收到一封来自硅图公司的信，说我们是最会采摘樱桃的家伙，”阿布拉斯说，“埃隆觉得这实在太棒了。”

虽然马斯克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天才程序员，但是他的技术远没有这些新员工熟练。他们看了一眼Zip2的代码，就决定重新改写软件的大部分内容。马斯克对其中一些改动恼怒不已，但这些计算机科学家只需要一小部分代码便可完成目标，远远少于马斯克的。他们习惯于把软件项目划分成模块，从而可以对各个部分进行修改和细化。而马斯克则陷入了自学成才型程序员的经典陷阱，写了很多被开发者称为“毛球”(hairballs)的代码——这些代码庞杂繁复且乱作一团，很容易导致程序因为某些神秘原因而崩溃。这些工程师的到来，也改善了工程团队的工作结构，设定了切实可行的最后期限。马斯克认为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因为之前他设定的最后期限总是过于乐观，导致工程师们必须不分昼夜地赶工才能实现目标。“如果你问埃隆做某件事情要多久，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超过一个小时，”阿布拉斯说，“我们的解读是，在他看来需要一小时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一两天的时间；而如果埃隆说某件事要用一天的时间，那么我们通常会留出一到两周的时间。”

马斯克创立了Zip2并看着它一步步成长起来，这让他变得自信了。高中时的朋友特伦斯·本勒(Terence Beney)来加州探望他，马上就注意到马斯克的性格变了。他看到了马斯克如何对付一个令人讨厌的房东。当时马斯克的母亲在城里租了一间公寓，而那个房东却故意找麻烦。“他说，‘如果你一定要找麻烦，就冲我来。’从那时起，他渐渐具备了掌控全局的能力。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书呆子气十足、易怒且笨拙的男孩儿，总是对于答案过分挑剔。而他现在非常自信，而且能够掌控局面。”马斯克也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避免批评别人。“埃隆不是那种会说‘我理解你，我明白你的想法’这种话的人，”贾斯汀说，“因为他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对于别人来说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必须学着理解为何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不应该对年长者指手画脚。他学会了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的行为。我觉得他一直是靠战略和智力在这个世界闯荡的。”这种个性偏差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效果。马斯克仍然会严格要求且直言不讳地鞭策年轻的工程师们疯狂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头脑风暴，大家讨论一个新产品——一个新的汽车网站，”Zip2创意总监多丽丝·唐斯(Doris Downs)说，“有人抱怨说我们无法实现这项技术变革。埃隆拍案而起，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些废话’，然后径直离开了会议室。对于埃隆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他也期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抱持相同的态度。”马斯克也会时不时地对更高一级的管理人员发火。“你会看到有人从会议室出来后面露不悦，”销售人员莫尔说，“如果你一直当好人，就永远也无法取得埃隆现在这样的成就，他对于成功的决心和自信就是这么强烈。”

马斯克试着向投资人提出的一些要求妥协的时候，他也的确享受到了大量投资带来的额外收益。投资人帮助马斯克兄弟解决了签证问题，并且给他们每人3万美元用于购买新车。那时马斯克和金巴尔已经把他们那辆破旧的宝马车换成了另一辆同样破旧的轿车，并喷上了波尔卡圆点来点缀车身。

金巴尔买了一辆宝马3系轿车，而马斯克则买了一辆捷豹E型。“我的车经常抛锚，并且需要用一辆平板卡车把它运到办公室门口，”金巴尔说，“但埃隆总是能从大局着眼。”^[2]

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马斯克、阿布拉斯，以及其他几个同事和朋友在某个周末骑自行车穿越位于圣克鲁斯山的萨拉托加峡谷。大部分骑手都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并适应了恶劣地形条件和炎热的天气。他们上山的速度非常快。一个小时后，马斯克的表弟拉斯·莱夫(Russ Rive)到达了山顶，随即便开始呕吐，其他骑手紧随其后。15分钟后，大部队发现了马斯克，他脸色发紫，汗流浃背，但最终还是成功登顶。“我总是回想起那次骑行，他根本不需要累成这样，”阿布拉斯说，“换作别人早就放弃了，或者会推着自行车走上来。在距离终点还有100英尺时，我看到了他脸上那痛苦的表情，我心里想，‘这就是埃隆，不成功，便成仁，绝不放弃。’”

马斯克在办公室里仍然像能量球一样精力充沛。当有风投或者其他投资人到访时，马斯克会把团队成员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都忙着打电话，营造一种忙碌的气氛。他还组队参加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雷神之锤”(Quake)的比赛。“我们参加的是第一届全美锦标赛，”马斯克说，“我们获得了第二名，但差点就拿了冠军。我们当中一位顶级选手的电脑崩溃了，因为他插显卡的时候太用力了。我们获得了几千美元的奖金。”

在索尔金的领导下，Zip2在新闻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与纽约时报集团、奈特里德报业集团(Knight-Ridder)、赫斯特报业集团以及其他一些媒体就相关服务签署了协议。其中一些公司为Zip2提供了5 0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类似Craigslist(克雷格清单)这样的在线分类广告服务刚一出现，报业公司便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了。“报业公司知道即将面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与互联网公司签约，”阿布拉斯说，“他们需要为房地产、汽车和娱乐信息提供分类列表，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提供所有这些服务。”Zip2为“我们助力媒体”这句广告语注册了商标，伴随着资金的大量涌入，Zip2得以迅速成长。公司总部开始变得异常拥挤，甚至有一张办公桌都被挤到了女卫生间的门口。1997年，Zip2公司搬进了位于山景城卡斯特罗大街444号一处更华丽、更宽敞的办公区。

但是Zip2最终成为报纸行业的幕后玩家这件事却让马斯克懊恼不已。他认为公司可以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有趣的服务，并鼓励购买域名city.com，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面向消费者的目标市场。但是媒体公司的资金诱惑让索尔金和董事会变得保守，同时也担心马斯克将来会采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商业策略。

1998年4月，Zip2宣布了一项重磅交易信息，这令其战略赌注加倍。它将斥资3亿美元兼并其主要竞争对手“城市搜索”(CitySearch，美国本地搜索服务商)，新公司将保留CitySearch这个名字，并由索尔金主持工作。从纸面上看，这场兼并似乎是一次平等的强强联合。CitySearch已经建立了一套覆盖美国各城市的广泛分类目录。它也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销售和营销团队，与Zip2的天才工程师们相得益彰。消息已经在媒体上公布，这场兼并似乎已成定局。

接下来双方的意见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受当时的形势所迫，两家公司需要互相检查对方的人员配置情况，并确定需要辞退的员工，以避免岗位重复。这一过程让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可以看出CitySearch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而Zip2的一些高管则心生怨恨，因为他们在新公司的职位明显被降级了，甚至被裁撤。Zip2内部有一派人认为应该放弃兼并，而索尔金却坚持推进这项工作。马斯克最初支持兼并，但最后也站到反对派这一边。1998年5月，两家公司取消了兼并计划。此时媒体火上浇油，开始小题大做。马斯克敦促董事会罢黜索尔金，并且想要官复原职，重新担任Zip2的CEO。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剥夺了他的董事会主席职位，索尔金的职位则由莫尔达维多夫投资公司的风险投资家德里克·普罗蒂昂(Derek Proudian)取而代之。索尔金认为马斯克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糟糕透顶，并指出董事会的态度和马斯克被降职的事实，以此证明董事会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并且相互指责，”普罗蒂昂说，“马斯克想当CEO，但是我说，‘这是你组建的第一家公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买家，赚一些钱，这样你就可以创建你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家公司。’”

随着兼并计划前功尽弃，Zip2也陷入困境，公司处于亏损状态。马斯克坚持走消费者的路线，但普罗蒂昂担心这种策略会占用过多的资金。微软已经开始大举进入这个市场，而且在测绘、房地产和汽车领域有想法的创业公司成倍增加。Zip2的工程师们有些气馁，担心他们无法在这场竞争中获胜。1999年2月，个人计算机制造商康柏(Compaq)突然表示愿意出资3.07亿美元现金收购Zip2。“这简直是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Zip2的前高管何艾迪(Ed Ho)说道。Zip2的董事会接受了这次收购要约，然后租下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馆，举办了一场盛大派对。莫尔达维多夫获得了20倍于原始投资的回报，马斯克和金巴尔分别获得了2 200万美元和1 500万美元。马斯克从未想过继续供职于康柏旗下的这家公司。“当他得知公司被收购已成定局时，就已经把心思放在下一个项目上了。”普罗蒂昂说。这次事件后，马斯克学会了一定要为公司控制权和CEO的职位而战。

“我们不知所措，只是觉得这些家伙肯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金巴尔说，“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接管公司后就变得鼠目寸光。他们是投资人，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而公司的远景却从此消失了。”

几年后，当有时间反思Zip2当时的状况时，马斯克认识到他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处理与员工之间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有真正管理过一个团队，”马斯克说，“我从来没有担任过运动队或者其他任何团队的队长之类的职务，甚至手下连一个人都没有。我必须思考影响团队运作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假设是，其他人的行为举止会表现得像你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他们想表现得像你一样，他们也缺乏你大脑中的认知和信息。所以，如果我知道一些特定的事情，然后告诉我的替代者，但只与他沟通一半的信息，就不要指望替代者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你必须把你自己放在另一个位置，‘好吧，如果我处在这个位置，基于他们的认知：他们会怎么想？’”

Zip2的员工们晚上回家，第二天回到办公室时发现马斯克修改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却没有告诉他们，马斯克这种强硬的做事方式弊大于利。“Zip2的确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工程师，但我的意思是，在写代码这件事上，我比他们更擅长。所以我会亲自修改那些代码，”马斯克说，“等待他们写代码会令我很沮丧，所以忍不住亲自动手去修改那些代码，我写的代码运行起来会比他们的快5倍，你这个白痴。还有一个家伙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量子力学方程和量子概率，但他写错了。于是我说，‘你写错了’，然后就帮他改过来了。他之后开始怨恨我。最后我意识到，‘好吧，我也许可以修改这些代码，但是我会让这个人失去工作的动力和积极性。’这的确不是一个处理问题的好办法。”

作为互联网的弄潮儿，马斯克已经足够优秀和幸运。他把创想变成现实，并摆脱了互联网行业的骚动，赚得盆满钵满，这已经比他的很多同行好多了。但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马斯克曾经渴望成为一名领袖，但周围的人却认为他无法胜任CEO这一职位。对于马斯克而言，他们都错了，他不仅证明了自己，并且最终带来了更戏剧化的成果。

第五章
PayPal黑帮大佬：
发动国际金融革命

成功出售初创企业Zip2公司让埃隆·马斯克信心倍增。就像他喜欢的视频游戏里的角色那样，马斯克升级了。他已经破解了硅谷并且成为那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种人——互联网百万富翁。他的下一次冒险必须跟上他那极速膨胀的野心。马斯克于是开始寻找资金充裕且效率低下、可为他和互联网所用的行业。马斯克想起他在新斯科舍银行实习时的经历——他从那份工作中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银行家富有但愚蠢，他认为那个领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初，在担任银行战略负责人工作期间，马斯克奉命查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债务组合。这笔资金被赋予一个令人沮丧的名字——“不发达国家债务”，而其中包括新斯科舍银行的几十亿美元。整个南美和其他不发达国家在此之前都有拖欠多年的未履行债务，迫使银行减记债务价值。马斯克的上司要求他深入了解银行所持有的这些债权，把这个过程当作一次学习实践，并尝试判断这些债务的真实价值。

在执行这个项目的过程中，马斯克偶然发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商业机会。美国政府曾试图通过发行布雷迪债券为巴西和阿根廷这类国家的债务做担保，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减轻债务负担。马斯克发现了一种套利的方法。“我计算了这些担保债券的价值，大约为50美分，而实际的交易价格是25美分，”马斯克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马斯克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致电证券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商高盛，想一探究竟。他询问价格为25美分的巴西债务有多少。“电话那头的家伙问，‘你想要多少？’然后我说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数字——100亿美元。”马斯克说。当这个交易员确认交易可行的时候，马斯克挂断了电话。“我当时想这太疯狂了，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钱翻倍。山姆大叔(Uncle Sum，被用来指代美国或美国政府)担保了一切。这是明摆着的事。”

马斯克整个夏天都在打工，赚着14美元的时薪，还曾因为擅自使用高管的咖啡机及其他一些违规的事情遭到训斥。此时，他觉得自己一鸣惊人并大赚一笔的机会来了。马斯克冲进上司的办公室，兜售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上司让他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很快便转交到银行CEO手中，而那位CEO却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说银行之前已经被巴西和阿根廷的债务弄得焦头烂额，不想再管这个烂摊子了。“我想告诉他们，这不是重点，”马斯克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债务的背后支持者是美国政府。那些南美国家怎么做并不重要。除非你认为美国财政部会违约，否则你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失。他们最终还是拒绝，这反倒给了我自信。所有的银行家都做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事情。如果其他人去跳崖，这些人也会跟着去跳崖。如果房间中央有一大堆黄金没有人去捡，这些人也不会去捡。”

在随后的几年里，马斯克考虑开设网络银行，并于1995年在品尼高研究所实习期间公开讨论过这件事。年轻的马斯克面向科学家做了精彩的演讲，宣称传统金融业向互联网金融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们却试图驳斥马斯克的观点，说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而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不可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然而马斯克仍然认为，金融业可以实现巨大的升级改造，并且他可以用相对较小的投资就能对银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钱是低带宽的，”2003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上这样描述自己的想法，“你不需要通过改进大型基础设施去实现它。只要把资料录入数据库里就可以。”

马斯克所策划的实际计划异常宏伟。就像品尼高的科学家指出的那样，人们只能勉强接受网上购书这种事情。他们或许会输入信用卡卡号，但让他们把银行账号暴露在网上则会让他们疑虑重重。但那又怎样呢？马斯克想建立一个提供全程服务的网络金融服务机构：这家公司不但提供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服务，并且也从事经纪服务和保险业务。从技术上来说，建立这个金融服务机构是可行的，但是仔细审视整个监管体系的现状就会发现，即使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要从无到有建立一家网络银行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更多人则视其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同于规划出比萨店的路线或者把住房分类广告上传至网络。这是和人们的财产打交道，一旦失败，将产生严重的影响。

马斯克毫不气馁，甚至在把Zip2卖掉之前，他就已经将新计划付诸行动了。他跟公司里一些最优秀的工程师聊天，打探他们中有谁愿意加盟他的下一家公司。马斯克还向他在加拿大银行工作期间的同事征求意见。1999年1月，当Zip2的董事会寻找买家时，马斯克开始落实他的银行计划。一个月后，Zip2宣布被康柏收购。3月，马斯克组建了一家名字听起来有些色情的金融初创企业X.com。

不到10年时间，马斯克从一个加拿大背包客成为一个27岁的百万富翁。他坐拥2 200万美元资产，很快便从和三个室友同住的宿舍搬了出来，购买了一套总面积1 800平方英尺、装饰一新的公寓。他还买了一辆价值100万美元的迈凯伦F1跑车和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并开始学习开飞机。马斯克还把结交名人作为他互联网百万富翁生活的一部分。他让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早上7点来他的公寓拍摄跑车交付的那一刻。一辆黑色的18轮平板卡车停在他家门口，将一辆帅气的银色迈凯伦卸下并停放在大街上。而马斯克则双手抱胸站在那里，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全世界仅有62辆迈凯伦，而我拥有其中的一辆，”他告诉CNN的记者，“哇，我真的不敢相信它就在我的眼前。这太疯狂了，伙计。”

CNN在马斯克的专访中插播了这段交付汽车的视频。整个过程中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夸张的功成名就的工程师。马斯克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而且短到紧贴着头皮的发型更加突出了他的娃娃脸。他穿着一件肥大的棕色运动外套，坐在豪车里玩着手机，旁边是他漂亮的女朋友贾斯汀，他似乎醉于自己的生活。马斯克说了一些引人发笑的富人专属台词，一开场就谈Zip2那笔交易。他说，“收到的现金都是货真价实的，我的意思是，大把大把的‘富兰克林’(100美元钞票上的头像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接下来说的是他的生活有多么精彩——“就是它，先生，这可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车”。再接下来谈的是他惊人的野心：“我本来可以去巴哈马买一个岛，再把它变成我的私人领地，但我对于创立一家新公司更感兴趣。”摄制组跟随马斯克来到X.com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又自以为是地吹嘘起来，这次更加耸人听闻：“我不符合银行家的固有形象”,“募集5 000万美元只需要打几个电话，然后钱就到位了，”“我认为X.com绝对是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富矿”。

马斯克的这辆迈凯伦是从佛罗里达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的，并且是从著名时尚设计师拉夫·劳伦那里抢来的，当时劳伦也想买这辆车。即使是像劳伦这般富有的人也会有节制地使用迈凯伦，只用来出席一些特殊场合，或者偶尔星期天开出去。但马斯克不这样。他开着这辆车满硅谷跑，并且就把它停在X.com办公室旁边的大街上。他的朋友们惊恐地看到这样一件艺术品停在美国连锁超市西夫韦(Safeway)的停车场，或者车身被鸟屎覆盖。有一天，马斯克出人意料地给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同样拥有迈凯轮的亿万富翁、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发了一封邮件，问他愿不愿意去车道上玩赛车。而另一个喜欢极速体验的亿万富翁吉姆·克拉克(Jim Clark)获悉这一消息，告诉一个朋友他要去当地的法拉利经销商那里买车，以便参与赛车。马斯克已经加入了兄弟帮俱乐部。“埃隆对于这一切都感到超级兴奋，”马斯克的密友、风险投资人乔治·扎卡里(George Zachary)说道，“他把和拉里的通信内容拿给我看。”第二年，他们开车去见一个投资人，当行驶到沙山公路时，马斯克转过头对车里的一个朋友说，“看这个。”他将油门踩到底，变换了一个车道，因为变道太猛而撞上了路基，导致车辆失控，被抛到半空中像飞盘一样旋转。车玻璃和轮胎都撞成了碎片，车体也受损了。马斯克再次转过头对他朋友说，“有趣的是，这辆车没有保险。”他们于是拦了一辆车去了投资人的办公室。

马斯克只是将他财富中的一部分用来打造他的花花公子形象。实际上，他把从Zip2赚到的大部分钱都投进了X.com。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根据税法规定，投资者如果在几个月之内把意外获得的资金迅速投入下一家企业，就可以钻税法的空子。但即使以硅谷的高风险标准来看，把新获得的巨额财富投入类似网络银行这种不太靠谱儿的项目也是很惊人的。马斯克向X.com投资了1 200万美元，纳完税以后只给自己留了400万美元。“这是埃隆异于常人的地方，”Zip2前高管、X.com联合创始人何艾迪说道，“他承担个人风险的意愿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当你选择这么做的时候，要么大获成功，要么最后一无所有。”

即使事后来看，马斯克当时决定向X.com投资巨额资金这一举措也是非同寻常的。1999年的互联网企业成功故事更多是这样的：证明自己一次，然后将赚来的几百万资金藏匿起来；接着利用这次成功经历从别人那里获得投资，用于创建自己的下一个企业。马斯克肯定会依赖外部投资者，但也会全身心地投入这个项目。尽管马斯克在电视上的言行举止无异于其他互联网时代的自大狂，但他的行为更像硅谷早期那些创始人——如英特尔等公司的创始人——愿意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与Zip2条理清晰实用的理念不同，X.com的承诺更像是掀起了一场重大变革。马斯克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财大气粗又错综复杂的行业及其所有从业者，并希望一举颠覆它。最初，马斯克以其标志性的风格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即使对行业知之甚少，他也并不感到困扰。他有一个粗浅的认识：那些银行家在金融领域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他可以比其他人做得更好。马斯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已经开始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有些人深受启发，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他言辞浮夸并且不择手段。X.com的创立使马斯克的创造力、不懈的努力、强硬的作风以及作为一个领袖的弱点显露无遗。马斯克也将体会到被自己公司排挤的另一番滋味，并因未尽的宏愿而感到痛苦。

马斯克为X.com组建了一个全明星团队。何艾迪曾经是硅图公司和Zip2的工程师，他的同行总是惊讶于他的工作能力。两个具有金融领域从业经验的加拿大人——哈里斯·弗里克(Harris Fricker)和克里斯托弗·佩恩(Christopher Payne)后来加盟了这支团队。马斯克与弗里克相识于在新斯科舍银行实习期间，两人一见如故。作为一个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弗里克为马斯克带来了X.com急需的银行领域专业知识。佩恩是弗里克在加拿大金融界的朋友。这四个人被认为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斯克因为巨额的前期投资而位列公司第一大股东。X.com就这样成立了，跟硅谷的许多公司一样，几个联合创始人先在一所房子里开始头脑风暴，再搬到位于帕洛阿尔托大学路394号一处相对正式的办公场所。

几个创始人从哲学的高度讨论银行业已经落后于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去银行办事要跟出纳员打交道已经过时了。他们的雄辩无懈可击，而几个创始人也是雄心勃勃。唯一可以阻止他们的就是现实。马斯克的银行业从业经验不够丰富，他还购买了有助于了解行业内部运作机制的书籍。几位联合创始人关于实施计划的思考越缜密，就越能认识到网络银行的监管问题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五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像在剥洋葱似的把问题一层层剥开。”何艾迪说。^[1]

一开始，几个创始人之间因为性格迥异而有过小摩擦。马斯克已经成为硅谷一颗冉冉升起的超级巨星，很多媒体开始追捧他。弗里克对此感到有些不安。他从加拿大移民至此创立X.com公司，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一名银行家。许多人都说弗里克希望采用较为传统的方式来管理X.com。弗里克认为马斯克向媒体发表的关于反思整个银行系统的言论不切实际，简直愚蠢至极，因为公司当时举步维艰，他说的一切还只是镜花水月。“我们承诺给媒体太阳、月亮和星星，”弗里克说，“埃隆会说这不同于普通的商业环境，你必须暂时摒弃常规的商业思维。他说，‘山上有一座制造幸福气体的工厂，它不断给硅谷打气。’”虽然弗里克不是最后一个指责马斯克产品宣传不实和愚弄大众的人，但这究竟是马斯克的缺点还是他的天才之处，仍然存在争议。

弗里克和马斯克之间的争论很快便以一场悲剧收尾了。在X.com成立仅仅5个月后，弗里克发动了一场“政变”。“他说要么让他担任CEO，要么他把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带走，然后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马斯克说，“我才不吃胁迫这一套呢。我说，‘你赶紧去成立新公司。’于是他真的这么做了。”^[2]马斯克试图说服何艾迪与其他核心工程师留下来，但他们选择与弗里克一起离开。马斯克最后只剩下公司的外壳和少数几位忠心的雇员。X.com的早期雇员朱莉·阿肯布兰特选择留在X.com。她说，“我记得尘埃落定之后，我坐在埃隆的办公室里”,“阻止创建类似X.com公司的法律条文有很多，但埃隆一点都不在乎。他只是看了看我，然后说道，‘我认为我们必须多雇一些人了’。”

马斯克一直在努力为X.com筹集资金，他不得不向风险资本家坦承公司的人才所剩无几。红杉资本公司的著名投资人迈克·莫里茨(Mike Moritz)决定无条件地支持这家公司，并在马斯克和他所剩无几的公司身上赌一把。马斯克再次开始在硅谷网罗人才，试图用他对未来互联网银行的激情演讲吸引工程师加盟。斯科特·安德森是一个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在工程师集体出走后没多久，他因看好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景，于1999年8月1日加盟公司。“当你回首往事，你会发现这太不可思议了，”安德森说，“我们的网站就像好莱坞电影那样虚无缥缈，几乎不可能获得风险投资。”

几周过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加盟，公司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获得了银行牌照和共同基金许可证，并和巴克莱银行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1月，X.com的小型软件开发团队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不但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为银行账户提供担保，还有三个共同基金供投资人选择。马斯克自掏腰包，拿出10万美元供工程师进行性能测试。1999年感恩节前夜，X.com正式向公众开放。“我在那里待到深夜2点，”安德森说，“然后我就回家去做感恩节晚餐，几个小时后埃隆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到办公室接替其他工程师。为了确保一切顺利，埃隆在那里连续待了48小时。”

在马斯克的指导下，X.com尝试了一些激进的银行理念。客户只要注册该服务，就能收到20美元的现金卡，如果将该服务成功推荐给朋友，还能额外收到10美元的优惠卡。马斯克还取消了各种零星的手续费和透支罚款。X.com开发了一个个人间支付系统，只需在网站上输入对方的电子邮箱地址，你就可以转账给他们——这是一项非常超前的革新。这个想法旨在变革发展缓慢的银行体系——银行的大型电脑主机系统完成一个支付周期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并创建一种灵活的银行账户，此时人们只需点击几下鼠标或电子邮箱就可以转账。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在公司成立之初的那几个月，就有20万人接受了这个概念，并在X.com上注册了账户。

不久，X.com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便出现了。麦克斯·列夫金(Maxlevchin)和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办了一家名为Confinity的公司，旨在开发属于他们自己的线上支付系统。这两个聪明的年轻人向X.com租了一间粉刷一新的杂物间，设法使Palm Pilot掌上电脑的持有人能够通过红外端口来支付。位于大学路上的这间小小办公室——在X.com和Confinity之间——成为一场互联网金融革命的狂热中心。“这么多年轻男性在这里辛苦地工作着，”阿肯布兰特说，“那里臭不可闻。我仍然记得那种味道——吃剩的比萨散发出的气味和体味、汗臭味混杂在一起。”

X.com和Confinity之间的情谊很快便戛然而止。Confinity的创始人把公司搬到了沿街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们同X.com一样，也着眼于被称作PayPal的网页和电子邮件付款服务。为了能在产品性能上与对方相匹敌，并吸引更多的用户，两家公司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又快又强者将最终获胜。促销活动花费数千万美元，防御黑客攻击又花费了数百万，这些黑客把网上银行业务看作诈骗活动的新战场。“这就像互联网版本的脱衣舞俱乐部的撒钱游戏，”杰里米·斯托普尔曼(Jeremy Stoppleman)说，“你要尽快把钱花掉。”他是X.com的一名工程师，后来成为美国点评网站Yelp的CEO。

赢得网络支付这场赛跑，让马斯克有了展示自己敏捷思维和职业风范的机会。他不停地制订计划，不断打击PayPal在诸如eBay等拍卖网站上建立起来的优势。他带领X.com的员工们雷厉风行且不择手段地执行这些策略。“他并非温文尔雅之人，”阿肯布兰特说，“我们每天工作20个小时，而他工作23个小时。”

2000年3月，X.com与Confinity终于决定不再彼此消耗而是形成合力。Confinity拥有看似最热门的产品PayPal，但因为每天要花费10万美元去奖励新用户，导致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维持运营。但X.com恰恰相反，他们拥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和更加成熟的银行产品。马斯克牵头拟定了合并条款，并成为合并后新公司的最大股东，新公司的名字仍是X.com。合并完成后不久，X.com又从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等投资人那里获得了一亿美元融资。此时的X.com吹嘘自己已经拥有超过100万用户。^[3]

两家公司在企业文化啮合方面收效甚微。一批批的X.com员工将计算机显示器、桌椅和电源线打包在一起，再推到街对面的Confinity办公室，与新同事一起工作。但这两个团队却都看对方不顺眼。马斯克继续维护X.com品牌，而大多数人则偏爱PayPal。在公司技术基础设施的设计方面，双方产生了较多的分歧。列夫金领导下的Confinity团队更喜欢诸如Linux等开源软件，而马斯克则对微软的数据中心软件青睐有加，认为它更能维持高效。这类争吵在外人看来可能很愚蠢，但对于工程师来说却相当于一场宗教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视微软为邪恶帝国，而认为Linux是更能服务于人类的现代软件。两家公司合并两个月后，蒂尔宣布辞职，列夫金也因为技术分歧，扬言要出走。马斯克不得不独自运营一家支离破碎的公司。

X.com面临的技术问题随着用户的激增而日益恶化。该公司的网站每周都会崩溃一次，相关负责人要求大多数工程师开始设计一个新的系统，这项任务分散了核心技术人员的精力，并让X.com在网络诈骗行为面前不堪一击。斯托普尔曼说：“我们亏钱的速度快得惊人。”随着X.com越来越受欢迎，它的交易量暴增，这些问题就越发严重；银行和信用卡公司通过收取费用获得的利益就越多，初创公司所面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

X.com缺乏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商业模式来抵消这部分亏损，并通过资金管理扭亏为盈。鲁洛夫·博塔(Roelof Botha)是这家创业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现在则是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一名出色的风险投资家。他认为马斯克没有告知董事会X.com的真实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马斯克在面临危机时的决策能力。

接下来发生的是硅谷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场政变。在帕洛阿尔托一家已经不复存在的芬妮与亚历山大酒吧(Fanny & Alexander)里，一小群X.com员工聚集在一起，开始就如何推翻马斯克展开了头脑风暴。^[4]他们决定怂恿董事会请蒂尔回来担任CEO。不同于跟马斯克直接交锋，列夫金和共谋者决定背着马斯克偷偷行动。

马斯克与贾斯汀已经于2000年1月结婚，但因为一直太忙就把蜜月搁置了。9个月后的2000年9月，他们计划了一场集商务和休闲目的于一体的筹款之旅，并打算在奥运会主办城市悉尼度蜜月。就在他们登机的那天晚上，那些对马斯克失去信心的高管向X.com的董事会递上了请愿信。一些忠于马斯克的人感觉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那天晚上10点半我去了办公室，发现所有人都在那里，”阿肯布兰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疯似的给埃隆打电话，但他在飞机上。”当飞机落地的时候，马斯克已经被蒂尔取代了。

当听到消息知道出事了，马斯克马上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到帕洛阿尔托。“这令人震惊，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将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贾斯汀说。一开始，马斯克试图反击，他敦促董事会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但是当他发现公司已经明显撇开他继续向前走的时候，马斯克的态度便缓和了。“我跟莫里茨和其他几个人交谈过，”马斯克说，“并不是我多想当CEO，而更多的是‘嘿，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应该去做，如果我不是CEO，我不确定是否会有人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又去找麦克斯和彼得沟通，但他们似乎对此很有把握。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不是世界末日。”

许多在X.com就与马斯克长期共事的早期员工，对于眼前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表现得无动于衷。“我的确感到消沉和愤怒，”斯托普尔曼说，“在我眼里埃隆就像摇滚明星一样。我虽然嘴上直言不讳发生的一切，但我也深深明白，公司现在的发展态势就像腾空的火箭，一切运转良好，这个时候我是不会打算离开的。”

2001年6月，马斯克在公司的影响力迅速消退。当月，蒂尔将X.com更名为PayPal。马斯克通常都会睚眦必报，但这一次，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他接受了作为公司顾问的角色，并继续向它注资以增加自己的股份，成为PayPal的最大股东。“你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埃隆的位置去想，他更有可能愤恨和斗气，但他没有，”博塔说，“他支持彼得，表现得就像一个王者。”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于马斯克的未来至关重要。互联网大潮迅速退去，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套现。当eBay的高管开始接触PayPal商量收购时，大多数人倾向于尽快卖掉。马斯克和莫里茨敦促董事会拒绝大多数的收购要约，并采取观望态度以获得更高的价格。PayPal每年有2.4亿美元的营收，有望成为一家独立公司并寻求上市。马斯克和莫里茨的坚持获得了回报，而且收购价格提高了。2002年7月，eBay出价15亿美元收购PayPal，马斯克和董事会其他成员接受了这笔交易。马斯克从出售给eBay的交易中净赚约2.5亿美元，交完税后还有1.8亿美元。这笔钱足以实现他的那些狂野梦想。

PayPal的这段经历对于马斯克来说可谓悲喜交加。在那场交易后，他作为一个领袖名誉扫地，而媒体则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他。埃里克·杰克逊(Eric Jackson)是Confinity的一名早期员工，他于2004年写了一本书，名为“PayPal战争：eBay战争、媒体、黑手党和其他的一切”，详细叙述了公司的动荡历程。这本书将马斯克描述成一个极端自私、故步自封的混蛋，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并将蒂尔和列夫金描绘成英雄般的天才人物。科技行业的小道消息网站“硅谷八卦”(Valleywag)也加入打击马斯克的行列。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人们的质疑集中在一个方面——马斯克是否真的可以算作PayPal的联合创始人，还是只是躲在蒂尔的燕尾服后面，浑浑噩噩等着发工资。这本书连同那个博客网站的帖子，驱使马斯克在2007年写了一封长达2 200字的邮件给“硅谷八卦”，直接表明了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以正视听。

在这封邮件里，马斯克向公众展现了他的文学天赋以及好斗一面。他形容杰克逊为“只会拍马屁的蠢驴”并且“只比实习生强一点”，对于公司高层的内幕一无所知。“埃里克找不到出版商，所以彼得资助埃里克自行出版了这本书，”马斯克写道，“埃里克对彼得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彼得就像电影《勇敢的心》中的梅尔·吉布森，而我的角色则是无名小卒甚至是害群之马。”马斯克之后详细列举了7个原因，说明他的PayPal联合创始人地位实至名归——其中包括他的第一大股东的角色，对于顶尖人才的招聘，创造了公司许多成功的经营理念，在任职CEO期间公司规模从60人发展至几百人。

几乎我采访的每一个曾供职于PayPal的人，都认可马斯克的看法。他们说杰克逊的书近乎天方夜谭，企图美化Confinity团队，矮化马斯克和X.com团队。“有许多PayPal的老员工因这段扭曲的回忆而愤怒不已。”博塔说。

但同样是这群人达成了另一个共识，马斯克对于品牌、基础技术和网络欺诈问题处理不力。“我认为如果埃隆再在CEO位置上待半年，公司就会完蛋，”博塔说，“埃隆犯的错增大了企业的风险。”(更多马斯克在PayPal时期的往事，见附录2。)

马斯克不能算作PayPal真正的联合创始人这一说法看起来愚蠢至极。蒂尔、列夫金和其他PayPal高管在eBay那笔交易完成后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这些批评唯一的效果就是引发马斯克在公开场合的一次次反击，这些举动反映出马斯克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对于自己历史地位的认真态度。“他对于公关领域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任何不准确的东西都必须得到纠正，”PayPal前首席联络官文森特·索里托(Vince Sollitto)说，“这件事是一个先例，你必须睚眦必报，连一个逗号都不放过。他认为这些事情都是针对自己的，经常动不动就向对方开战。”

这段时间对于马斯克更加强烈的批评是，他取得的成功主要靠运气。马斯克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自以为是的性格，在公司内部留下了深刻和持续的印象。尽管马斯克有意识地去修正自己的行为，但这些努力还不足以赢得投资者以及那些经验丰富的高管的信任。Zip2和PayPal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都得出了马斯克“不是当CEO的料”这样一个结论。也有评论认为，马斯克像一个夸张的推销员，总是自卖自夸自己公司的技术。马斯克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已经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抛出这些观点，其中有很多人跟我说过关于他的品行更恶劣的事情，指责马斯克是一个没有商业道德的人，经常恶语相向，发起人身攻击。这些人普遍不愿意我将这些评论具名写出来，声称是怕马斯克把他们告上法庭，或是毁了他们的生意。

这些批评者必须仔细研究马斯克的成长足迹。在消费类互联网时代初期，他展现了自己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洞察人心与技术发展趋势。当别人还围绕着互联网的各种可能性裹足不前时，马斯克已经有了目的明确的进攻计划。他设想的许多早期技术——结合分类目录、地图和网站的垂直整合技术——将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支柱。

之后，正在人们习惯于在亚马逊和eBay上购物之时，马斯克打造了完善的网络银行，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飞跃。他将标准的金融工具引入互联网，让这个行业实现现代化，并注入很多新概念。他表现出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帮助他的公司在营销、技术和财务各方面获得出色的表现。马斯克在创业者游戏中已经达到了最高等级，他与媒体和投资者打交道的能力也无人能出其右。他是否曾炒作并冒犯他人？当然，而且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

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马斯克的引导，PayPal才得以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幸存下来，成为“9·11事件”后第一家重磅的上市公司，并在之后以天价出售给了eBay。而在当时，整个科技行业正处在剧烈衰退的泥沼中，连生存都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在乱世中成为赢家。

而PayPal的创始团队也堪称硅谷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和工程天才的组合。无论是马斯克还是蒂尔，都有着发现工程师领域青年才俊的敏锐眼光。初创企业如YouTube(视频网站)、LinkedIn(职场社交平台)和Yelp的创始人都在PayPal工作过。而另一批人——包括里德·霍夫曼、蒂尔和博塔，则成为科技行业的顶级投资人。PayPal员工为打击网络诈骗而首创的技术最后成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追踪恐怖分子的基石，这些软件还被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用于打击犯罪。这群才华横溢的员工成为所谓的PayPal黑帮(PayPal Mafia)——他们如今或多或少可称得上是硅谷的统治阶层——而马斯克是其中最功成名就的成员。

事后来看，马斯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那些谨慎务实的Zip2和PayPal高管要高明许多。如果Zip2按照马斯克的想法一直紧跟消费者市场，最后有可能发展成为地图和点评服务领域的中流砥柱。至于PayPal，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投资人将公司出售得过早，应该听从马斯克的建议保持公司独立。到2014年，PayPal的累计用户数已经达到1.53亿，如果作为一家独立公司，其估值接近320亿美元。海量的提供网络支付和银行业务的创业公司已经出现——例如Square、Stripe和Simple，它们只是众多名称以S开头的公司中的三家——这些公司希望能够实现X.com最初的愿景。

如果当初X.com董事会对马斯克更有耐心一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将会实现最初创立X.com时的“网络银行一统天下”的理想。历史已经证明，马斯克的目标在某个时间点听起来荒谬无比，但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总是能够无比坚定地实现它们。“比起其他人，他总是基于对现实的不同理解来开展工作，”阿肯布兰特说，“他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尽管Zip2和PayPal的业务起伏不定，但马斯克在他的个人生活里找寻到了一丝宁静。他远距离追求贾斯汀·威尔逊很多年，周末经常让她乘飞机来探望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繁忙的工作和他的室友使这段感情受阻。但是出售Zip2后，马斯克用赚到的钱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并花更多心思在贾斯汀身上。跟任何情侣一样，他们的感情起起伏伏，但年轻时代的激情依然存在。“我们经常争吵，但是当我们不争吵的时候，我们之间有深深的共鸣可以维系我们。”贾斯汀说。这对情侣会因为贾斯汀持续接到前男友的电话而争吵几天——“埃隆不喜欢这样”。两人在X.com办公室附近散步时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争吵。“我记得当时我想着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戏剧性的事情，如果我能够忍受这些，我们不如结婚。我告诉他，他应该直接向我求婚。”贾斯汀说。马斯克用了好几分钟冷静下来，然后他真的求婚了。几天后在那条小路上相同的地点，马斯克在贾斯汀面前像一名骑士一样单膝跪地，并送上了一枚戒指。

贾斯汀了解马斯克残酷童年的一切，以及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她的浪漫感情压倒了对于马斯克的过去和性格的诚惶诚恐，而是专注于他的超凡能量。马斯克经常深情地谈论亚历山大大帝，而贾斯汀则把他当作自己的盖世英雄。“他不惧怕承担责任，”她说，“他不会临阵脱逃。他很早就想结婚生子。”马斯克散发出的自信和激情，也让贾斯汀以为跟他在一起的生活会很美好。“赚钱不是他的动机，而且显而易见，金钱随之而来，”贾斯汀说，“钱这么来了，他知道自己可以赚钱。”

在他们的婚礼上，贾斯汀发现了这个征服者的另一面。当他们跳舞的时候，马斯克把贾斯汀拉到跟前，告诉她，“我是这段关系的主导者。”3两个月后，贾斯汀签署了一份婚后财产分配协议，这件事后来持续困扰着她，让她陷入了一场持久的权利斗争。几年后，贾斯汀在给《美丽佳人》(Marie Claire)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描述道，“他反复评论我的缺点，‘我是你的妻子，’我反复告诉他，‘我不是你的员工。’‘如果你是我的员工，’他常常这么说，‘我就会解雇你。’”

X.com的闹剧让这对新婚夫妇雪上加霜。他们本来就将蜜月延期了，后来又因为那次政变而夭折。直到2000年12月底事情逐渐平息，马斯克才开始了他几年中的第一个假期。他将两周的假期分为两部分，先去巴西，再去南非靠近莫桑比克边境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在非洲的时候，马斯克染上了最可怕的疟疾——热带疟疾(falciparum malaria)，是大多数疟疾死亡病例的罪魁祸首。

马斯克于2001年1月回到加州，然后病情开始显现。他病倒了，卧病在床好几天。贾斯汀之后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命令救护车将马斯克紧急送往位于红木城的红杉医院(Sequoia Hospital)^[5]。但那里的医生误诊了，错误的治疗方法让马斯克处于濒死的状态。“恰好另一家医院的访问医生见过很多疟疾病例。”马斯克说。那位医生仔细查看了马斯克的血液样本检测结果，下令以最大剂量给马斯克注射某种抗生素。医生告诉马斯克说，如果他晚一天就医，这种药就将无济于事了。

马斯克在重症监护病房度过了无比焦虑的10天。这段经历把贾斯汀吓坏了。“他本来壮得像坦克一样，”她说，“他的耐力和抗压能力无人可及。但我看见他躺在那里痛苦不堪的样子，就像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似的。”马斯克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康复。他在生病期间体重减少了45磅，康复后整个衣柜的衣服都不合身了。“我那时候差点就死了，”马斯克说，“这是我从度假中得到的教训：假期会害死你。”

第六章
太空召唤：
建立SpaceX创新大军

2001年6月，埃隆·马斯克步入而立之年，这个生日对他触动很大。他半开玩笑地告诉贾斯汀：“我不再是一个神童了。”同月，X.com正式更名为PayPal，似乎再次提醒外界：该公司不再属于马斯克，已经交于他人运营。马斯克曾用“吞着玻璃同时凝视深渊”来描述自己的创业生活，但这种生活已然老去4，硅谷亦是如此。马斯克好似置身于一个贸易展览会之中，那里的人全都任职于技术行业并整天谈论融资、IPO，并追逐着丰厚的薪水，也喜欢炫耀自己超长的工作时间，而贾斯汀听了只是笑了笑，因为她知道马斯克的生活方式之极端已然超乎人们对硅谷生活方式的想象。“我的一些朋友抱怨说她们的丈夫晚上七八点才回家，”她说，“埃隆晚上11点才回家，然后还要再工作一会儿。人们通常看不到他为了实现今日的成就所付出的牺牲。”

脱离收入丰厚但竞争激烈的生活环境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马斯克终生都在追逐一个更大的舞台，而帕洛阿尔托似乎更像一块垫脚石而非最终目的地。于是马斯克夫妇决定举家南迁，在洛杉矶开启家庭和生活的新篇章。

“他身上的某种特质与洛杉矶这座城市的风格、热闹和色彩很契合，”贾斯汀说，“埃隆喜欢待在风口浪尖。”马斯克的一小撮有着相似特质的朋友也跑到洛杉矶，他们一起度过了疯狂的几年。

马斯克不仅为洛杉矶的浮华与大气所深深吸引，还有来自太空的召唤。在被排挤出PayPal之后，马斯克开始反思儿时关于火箭飞船和太空旅行的梦想，并认为这是比设计互联网服务更加伟大的使命。身边的朋友很快便意识到马斯克态度和思想上的转变，其中包括PayPal的一些高管。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度过了一个周末，庆祝公司取得的成功。“我们都在硬石咖啡厅内的小屋里待着，而埃隆却在那里读一本晦涩的苏联火箭手册。那本手册都发霉了，似乎是从PayPal买的，”PayPal的早期投资人凯文·哈茨(Kevin Hartz)说，“他在研究这本手册，并且公开谈论太空旅行和改变世界的事儿。”

随后，马斯克选择洛杉矶是有意为之。因为这座城市可以让他有机会接触太空，或者说至少可以接触太空行业。自20世纪20年代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在好莱坞设立车间以来，南加州因其温和且稳定的天气成为备受航空业青睐的城市。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美国空军、美国航空航天局、波音公司和其他个人及组织都在洛杉矶及其周围地区展开了大量的生产制造活动和尖端试验。今天，这座城市仍然是军事航空业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虽然马斯克并不明确自己要在太空中完成什么项目，但是他认识到只要留在洛杉矶，身边就不乏世界顶尖的航空业人士，他们可以帮助马斯克完善想法。那里还会有很多高素质人才加入到他的下一段创业旅程。

马斯克和航空学会的第一次互动是和一群不拘一格的太空爱好者见面，他们来自非营利组织“火星学会”(Mars Society)。这一组织致力于火星探索和火星定居，他们计划于2001年年中在一名家境比较富裕的学会成员家中举办一场筹款活动，每张门票价值500美元，并按照惯例向一些名人发出了邀请函。让协会负责人罗伯特·卓比林(Robert Zubrin)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收到了埃隆·马斯克的回函，但没人知道是谁邀请了他。“他给了我们一张5 000美元的支票，”卓比林说，“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卓比林开始打听有关马斯克的一些情况，在确定他是个富翁之后，邀请他在活动之前一起喝咖啡。“我希望确定他的确了解我们在做的项目。”卓比林说。他向马斯克介绍了学会为模拟火星上的艰苦条件而在北极圈建立的研究中心，以及正在进行的一项名为“生命迁徙任务”的实验。这项实验是让一架关着一些老鼠的模拟太空舱围绕地球轨道旋转着。“之所以绕地球旋转，是为了让太空舱产生同火星上相同的重力，即在地球上重力的1/3，老鼠就在舱里生活并繁衍。”卓比林向马斯克介绍道。

筹款晚宴上，卓比林安排马斯克坐在自己旁边的VIP(贵宾)席位，同桌的还有著名导演及太空爱好者詹姆斯·卡梅隆和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行星科学家卡罗尔·斯托克(Carol Stoker)，他对火星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埃隆本来就长得年轻，那晚他就像个小男孩儿似的，”斯托克说，“卡梅隆马上就开始跟他搭讪，邀请他投资自己的下一部电影，卓比林也试图说服他向火星学会投入大笔资金。”马斯克也向他们讨教了许多想法并索要了联系方式，算是被追着要投资的回报。斯托克的丈夫曾是NASA的一名航天工程师，研究的项目是如何让飞机在火星上空滑翔，寻找液态的水。这正是马斯克最感兴趣的话题。“他比其他富豪专注得多，”卓比林说，“他对太空的了解并不多，但他具有非常科学的思维方式。他想清楚地了解我们关于火星的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意义。”马斯克立刻就喜欢上了火星学会，并加入其董事会。他又捐献了10万美元，用于支持学会在沙漠建立科研工作站。

马斯克的朋友们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他得了疟疾，痊愈之后瘦了许多，看起来骨瘦如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马斯克会突然说起他的志向，说他希望用一生去完成一些有意义的、永恒的事情。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太阳能或者太空。“他说，‘从逻辑上来说，我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太阳能，但我想不出如何从中盈利，’”马斯克的投资人兼密友乔治·扎卡里(George Zachary)在回忆他们的一次午餐聚会时说道，“然后他开始谈论太空，我以为他在说办公空间，就像开发房地产那样开发写字楼^[1]。”实际上，火星学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马斯克的胃口。与其将一群老鼠送入地球轨道，马斯克更想把它们送到火星上去。根据当时的粗略计算，这一旅程需要花费1 500万美元。“他问我是不是觉得那样很疯狂，”扎卡里说，“我问他，‘那些老鼠还能回来吗？我之所这么问，是因为如果它们回不来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疯狂。’”结果他说能回来，那些老鼠不仅要在火星和地球之间往返，还要在耗时几个月的旅途中繁衍后代。马斯克另一位靠eBay发财的朋友杰夫·斯科尔( Jeff Skoll)开玩笑说，这群走到哪儿生到哪儿的老鼠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奶酪才能够活着回来。他给马斯克买了一大块Le Brouere奶酪饼(瑞士干酪的一种)。

马斯克全然不介意朋友拿奶酪开他的玩笑。对太空思考得越多，他越意识到探索的重要性。他感觉大众好像已经丧失了对未来的雄心和希望。人们可能会觉得探索太空是一件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因此在与马斯克谈论这一话题便时不时地挖苦他，但马斯克却在非常真诚地思索星际之旅这件事。他希望激发大众的兴趣，使他们重拾对科学、征服未知和技术创新的热情。

有一天，马斯克登录NASA的网站，这让他开始担忧人类已经失去了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他本来期望能在网站上找到一些关于火星探索的详细计划，但一点相关内容都没找到。“一开始我想，天哪，我大概找错地方了，”马斯克有一次对《连线》杂志的记者说，“为什么一点计划和安排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真是疯了。”马斯克坚信，美国人骨子里有着深植于人性的探索精神。但他很失望，本应大胆无畏、以探索太空新领域为使命的美国机构似乎对火星探索一点兴趣也没有。昭昭天命^[2]的精神已不被推崇甚至消失殆尽，几乎没有人在乎它了。

和许多意欲重振美国精神和为全人类带来希望的人一样，马斯克的行动始于酒店会议室。此时，马斯克在太空领域的人脉已初具规模，其中的一些顶尖人才受邀参加了他举办的一系列沙龙活动，有时在洛杉矶机场万丽酒店，有时在帕洛阿尔托的喜来登酒店。马斯克并没有正式的商业计划供他们讨论。他主要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实现送老鼠上太空的想法或者至少能够想到类似的计划。他希望做一件能够触动全人类的、能令世界瞩目的事情，让人们再次想起火星，思考人类的潜能。与会的科学家和权威人士需要构思出一种技术上可行的方案，而且预算在2 000万美元左右。马斯克退出了火星学会的董事会，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火星生命基金会(Life to Mars Foundation)。

2001年年中，许多著名的业内人士出席了这些活动。来自NASA附近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科学家们也参加了活动。詹姆斯·卡梅隆也来了，他借助自己的名气为活动做了宣传。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也出席了活动，他深厚的学术造诣涉及航天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和应用物理学领域。格里芬效力中央情报局的风险投资部门IQT电信(In-Q-Tel)以及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他曾供职于卫星与飞船制造商——美国轨道科技公司(Orbital Science Corporation)，担任首席技术官和空间系统集团总经理，此时正在办理辞职手续。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比格里芬更了解怎么把物体送入太空了，他已经成为马斯克智囊团中的领军人物。(4年后，也就是2005年，格里芬接任NASA负责人一职。)

专家们乐于看到又一位富翁对他们的研究感兴趣，并乐意资助他们进行有趣的太空探索。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将啮齿动物送出地球并观察它们交配的价值和可行性。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一致同意想要开展一个新项目——叫作“火星绿洲”。依据该计划，马斯克需要买下一枚火箭，将一个机械温室发射到火星上去。一群科研人员已经在研究适用于太空的植物生长室了。科学家需要调整生长室的结构，让其能够短暂地开启，采集一些火星表面的岩屑或土壤，用来培育植物，这样就能在火星上产生第一口氧气。这一新计划既引人注目又具有可行性，正对马斯克的胃口。

马斯克希望能给生长室开一扇窗，以便将视频传回地球，这样一来，人们就能观察到植物在火星上的长势。专家们还提出向全美各地的学生发放幼苗，让他们同一时间在家里种下这些植物，然后进行比较，比如，在相同的时间里，火星植物是否会比地球植物长得高一倍。“这一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一段时间了，”资深航天工业专家戴夫·比尔登(Dave Bearden)在参加会议时说，“火星上将会有生物存在，而且是我们送到那儿的。我们希望告诉千千万万的少年，那里并不可怕。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开始考虑‘也许我们可以去火星’。”马斯克对这一想法的热情打动了团队，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对太空中能否再次出现新奇事物都持怀疑态度。“他特别聪明、有上进心并且非常自负，”比尔登说，“有一次，有人说他可能会入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马上面露喜色。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世界的那个人。”

马斯克的预算案是让太空专家们最头疼的一件事。在沙龙活动结束之后，马斯克意欲投入2 000万~3 000万美元来完成这一计划，但所有人都知道，仅火箭发射这一项的花费就可能超过这个预算。“在我看来，至少需要两亿美元才能做好这件事，”比尔登说，“但人们不愿意过早地将实际情况和盘托出，生怕计划因此而夭折。”随后，他们又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技术挑战。“在生长室上开一扇窗是一项真正的热力学挑战，”比尔登说道，“一旦开了一扇窗，就无法使生长室内的温度达到足以维持生命的水平。”而通过生长室采集火星土壤不仅很难实现，还有可能是个馊主意，因为火星表面的岩屑或土壤可能有毒。之后，科学家们又讨论在营养丰富的胶质中培养植物，但这有点自欺欺人，因为这有悖初衷。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充满未知。一位科学家发现了一些适应能力非常强的芥菜籽，他认为这些种子在经过处理的火星土壤中有可能存活下来。“如果植物无法在火星上存活，这个打击对我们来说太过沉重了，”比尔登说，“我们费尽心思想把花园带到火星上，结果花园里的植物却没能存活下来。这会起到截然相反的效果。”^[3]

马斯克从未退缩。他聘请了几名志愿者专家担任顾问，负责植物生长室的设计工作。他还准备去一趟俄罗斯，亲自调查每发射一枚火箭到底需要多少资金。马斯克打算从俄罗斯购买一枚翻新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用作运载火箭。为此马斯克找到了吉姆·坎特雷尔(Jim Cantrell)。吉姆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曾效力于美国和其他政府，从事一系列机密和非机密工作。在一桩卫星交易失败后，俄罗斯政府指控坎特雷尔犯有间谍罪，并于1996年将其软禁。正是这起事件使他声名远扬。“几个星期之后，时任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来电斡旋，我这才得以获释，”坎特雷尔说道，“我再也不想和俄罗斯人打交道了，永远不再打交道。”马斯克不得不另辟蹊径。

7月一个酷热的夜晚，坎特雷尔开着他的敞篷车行驶在犹他州的公路上，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那家伙的口音很奇怪，他对我说，‘我必须跟你谈谈，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想实施一项太空计划。’”坎特雷尔没听清谈话内容——以为对方的名字是伊恩·马斯克——于是告诉马斯克一到家就给他回电话。一开始，他们彼此互不信任。马斯克不肯让坎特雷尔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选择用传真机给他打电话。坎特雷尔觉得马斯克挺有趣的，但又有点操之过急。“他问我附近有没有机场，明天有没有时间见他，”坎特雷尔说，“我开始对他心存戒备。”为了防止有人故意设局陷害自己，坎特雷尔约马斯克在盐湖城机场见面，他在那里租了一间会议室。“我希望他经过安检之后再来找我，这样他就不可能带着枪了。”坎特雷尔说。但到了真正会面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马斯克滔滔不绝地向坎特雷尔介绍自己的想法——“人类应该成为一种跨行星物种”，而坎特雷尔表示，如果马斯克是认真的，他愿意再去一次俄罗斯，帮他买一枚火箭回来。

2001年10月底，马斯克、坎特雷尔和大学时期的好友阿德·雷西乘飞机一同前往莫斯科。雷西一直守护着马斯克，并设法弄清楚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否已经失去理智。雷西让马斯克看了一系列关于火箭爆炸的视频，还同其他朋友一起与之谈心，劝他不要再浪费钱了。但这些办法都没有见效，阿德于是跟他一起去了俄罗斯，希望能够尽力看好他。“阿德会把我叫到一边，然后对我说，‘埃隆做事已经失去理智了。难道他自以为是在发扬博爱精神吗？他真是疯了。’”坎特雷尔说，“因为太担心，所以阿德跟着我们一起去了。”有钱人其实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航天导弹，但他们非得跑到后俄罗斯去买，阿德确实有必要担心他是不是疯了。

马斯克又把迈克尔·格里芬拉进了团队，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和俄罗斯人碰头三次^[4]。他们还和其他几家公司碰了几次面，其中包括给俄罗斯联邦宇航局制造过火星和金星探测器的拉沃契金设计局，以及商用火箭发射器制造商Kosmotras公司。所有的会面程序都依照俄罗斯的传统习俗进行。俄罗斯人经常不吃早餐，他们会提议11点左右在办公室见面，这样就能早点儿吃午饭。然后，他们可以在会客的过程中就着三明治、香肠，当然还有伏特加闲聊个把小时甚至更久。这时，格里芬通常会变得不耐烦。“他无法忍受愚蠢之人，”坎特雷尔说，“他会环顾四周，心想，‘该死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谈生意啊。’”但他没那么幸运，吃完午饭，俄罗斯人还要抽烟、喝咖啡，这又要花好长时间。终于所有桌子都清理干净了，带头的俄罗斯人才问马斯克：“你想买什么来着？”哪怕俄罗斯人对他的态度能认真一点儿，他也不至于那么生气。“他们打量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不靠谱儿的人，”坎特雷尔说，“他们中的一位首席设计师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和埃隆，他觉得我们一无所知。”

交锋最激烈的一次会面，发生在莫斯科市中心附近一幢被人遗忘的大楼里，这幢楼估计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建造的。双方不停地推杯换盏，喝的还是伏特加，嘴里高呼“为了太空事业！”“为了美国！”。马斯克打算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三枚弹道导弹，改装之后送上太空。借着酒劲儿，马斯克开门见山地问对方，买一枚导弹需要多少钱。对方回答说：每枚800万美元。马斯克还价到800万两枚。“他们就坐在那儿，看着他，”坎特雷尔说，“好像说了‘小伙子，别闹了’这样的话。他们还讽刺他没那么多钱。”这时，马斯克觉得这群俄罗斯人要么就是没有诚意做这笔买卖，要么就是想从他这个互联网大亨身上狠狠敲一笔。最后，他愤然离席。

马斯克一行人的情绪跌至低谷。当时是2002年2月底，他们出门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去了机场。冬天的莫斯科街道上堆满了积雪和垃圾。在出租车上，大家一言不发。马斯克来俄罗斯的时候信心满满，心想自己马上就能为全人类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却铩羽而归，对人性感到失望至极。以马斯克的预算，他们只买得起俄罗斯人的火箭。“当时感觉时间过得真慢，”坎特雷尔说，“我们就坐在那儿沉默不语，看着俄罗斯农民冒雪出去采购。”忧郁的气氛一路陪伴着他们，直到登机后飞机上的酒水车推到面前。“每次飞机从莫斯科起飞，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坎特雷尔说，“那感觉就像，‘天哪，我逃出来了。’所以，我和格里芬开始喝酒碰杯。”马斯克坐在他们前面一排，正在电脑前打字。“我们心想，‘这个呆子，他现在还能干吗？’”这时马斯克突然转过身来，亮出了他制作的电子表格。“兄弟们，”他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火箭。”

格里芬和坎特雷尔这时已经几杯酒下肚，对他的白日梦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他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个雄心勃勃的有钱人都认为自己能够征服太空，结果只是让自己的财富付诸东流。安德鲁·比尔(Andrew Beal)是得克萨斯州房地产和金融界的奇才，就在去年，他关闭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而他投资在大型试验场的几百万美元都打了水漂。“我们心想‘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坎特雷尔说，“但埃隆说，‘不，我是认真的。你看这个表格。’”马斯克把他的笔记本电脑递给格里芬和坎特雷尔，他们惊呆了。表格里详细列明了建造、装配和发射一枚火箭所需的成本。根据马斯克的计算，他需要建造一枚大小适中的火箭，以满足那些搭载小型卫星和研究设备的细分市场的需求，这样就能节省一笔发射费用。他在表格中还列出了假设的火箭性能特性，内容十分详细。“我说，‘埃隆，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数据的？’”坎特雷尔说。

马斯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航天工业及其背后的物理原理。他从坎特雷尔和其他人那里借来了《火箭推进原理》(Rocket Propulsion Elements)、《天体动力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Astrodynamics)、《燃气涡轮和火箭推进的空气动力学》(Aerothermodynamics of Gas Turbine and Rocket Propulsion)，还有其他各种专业书籍。马斯克仿佛又找到了童年时的状态，他努力吸收关于太空的一切知识，在这一系列近似冥想的学习过程中，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制造的火箭可以，而且也应该比俄罗斯人的更便宜。忘了老鼠计划吧。忘了可以回传生长影像的植物吧，它有可能在火星上死掉。通过更低的太空探索成本，马斯克可以激发人们重新思考太空探索。

马斯克的计划传遍了整个太空研究领域，但大家都对这个消息不以为然。卓比林和其他人都听说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不少亿万富翁都被工程师的花言巧语蒙得晕头转向，”卓比林说，“结合我的头脑和你的资金，我们可以建造一艘火箭船，这不仅有利可图，还能开创太空事业的新纪元。工程师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都会拿着有钱人的资金到处忙活儿，直到有一天有钱人觉得没劲了，项目就无疾而终了。至于埃隆，大家提到他时都是一声叹息，说道：‘好吧，他本来只需要花1 000万美元送老鼠上太空，但现在他却要花几亿美元，然后像他的前辈一样什么也没做出来。’”

虽然马斯克知道成立一家火箭公司会面临多大的风险，但至少有一个理由支持着他，让他觉得自己能在别人失败的地方爬起来。这个理由就是汤姆·米勒(Tom Mueller)。

米勒出生在爱达荷州的圣玛丽小镇，父亲是一名樵夫。他是小镇上有名的怪人。冬天，当别的孩子都在树林里探险时，米勒一个人坐在暖和的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自己家里看《星际迷航》。他还会精修器件。上小学后的一天，米勒在一条小巷里发现了一座破旧的钟，他把它当成宝贝。每天他都要修理钟的几个零件——一个齿轮、一根弹簧，直到指针再次转动。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家里的割草机上，一天下午，米勒在家门口的草坪上把割草机拆了。“父亲回家的时候很生气，因为他以为自己需要买一台新的割草机了，”米勒说道，“但我重新把它组装好了，它还能割草。”然后米勒迷上了火箭。他开始邮购材料，根据说明书建造小型火箭。米勒很快就制造出了火箭。年仅12岁的他制作了一架航天飞机模型，它可以搭载在火箭上，升空并滑翔回到地面。几年后，为了进行一个科学项目，米勒向父亲借了一台气焊设备，用来制造火箭引擎原型。米勒将设备倒置在一个装满水的咖啡罐中来冷却。“我可以这样忙活儿一整天。”他还发明了同样创新的方法来测定设备的性能。这一设备让米勒获得了许多地区性的科学竞赛奖，但却没能在国际赛事中获奖。“这让我很受挫。”米勒说。

米勒是个高高瘦瘦、长着一张方形脸的小伙子。他为人随和，在大学里得过且过，没事就教教朋友如何制造烟幕弹。最后他终于安定了下来，成为一名机械工程专业的优秀学生。大学毕业之后，最开始他在休斯飞机公司从事卫星研究。“那不是火箭，不过也差不多。”随后他又去了TRW天空与电子设备公司(TWR Space & Electronics)。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星球大战计划引起了太空爱好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幻想着制造出各种动力学武器和可能引起的各种混乱。米勒在TRW公司实验了许多种推进剂，负责TR-106型引擎的开发。这是一种以液态氧气和氢气作为燃料的大型设备。业余时间里，米勒喜欢和来自反应力研究学会的几百号业余火箭爱好者聚会。反应力研究学会成立于1943年，致力于推进火箭的建造和发射。周末的时候，米勒会和学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莫哈韦沙漠，改进他们自己研制出来的非专业设备。米勒是学会的杰出成员之一，擅长制造一些能够真正运作起来的机器，还会实践一些不被TWR公司保守上司认可的激进设想。他引以为傲的成就是一台重达80磅的火箭推进器，它可以产生1.3万磅的推力，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由业余爱好者制造的液体燃料火箭推进器。米勒说，“那些火箭现在还挂在我的车库里呢。”

2002年1月，米勒去约翰·加维(John Garvey)的车间闲逛。加维已经从麦道飞机公司离职，准备自己制造火箭。车间位于亨廷顿海滩，他在那儿租了一间工业厂房，规模相当于可以停放6辆车的停车场。当时他们正在捣鼓那台80磅的火箭推进器，然后加维说一个叫埃隆·马斯克的人可能会来车间看看。业余火箭爱好者的社交圈子联系很紧密，正是坎特雷尔建议马斯克去看看加维的车间和米勒的设计。一个周日，马斯克来到车间，他穿着一件时髦的黑色皮风衣，看起来活像个身价不菲的杀手，同行的还有他已经怀孕的妻子贾斯汀。当马斯克开始发问的时候，米勒正扛着那台80磅的火箭推进器，准备把它放到一个支架上。“他问我，这玩意儿的推力有多大？”米勒说，“他想知道我是否制造过更庞大的设备。我说做过，之前我在TRW公司制造过一台可以产生65万磅推力的火箭推进器，每个细节我都一清二楚。”米勒放下火箭推进器，准备好好回答马斯克的质询。“这么大一个火箭推进器要花多少钱？”马斯克问道。米勒告诉他，TRW公司花了大约1 200万美元。马斯克又问：“好吧，如果让你自己制造的话，需要多少钱？”

结果米勒和马斯克聊了好几个小时。米勒邀请马斯克下周末到他家里做客，继续讨论之前的话题。马斯克意识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对制造火箭细节了如指掌的人才。在那之后，马斯克把米勒介绍给了团队中的其他专家，让他参与他们的会议。专家们的专业水平给米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拒绝了比尔(Beal)宇航技术公司和其他航天巨头提供的职位，就是为了实现自己近乎疯狂的想法。而马斯克不同，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他淘汰了那些唱反调的人，最终留下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精英工程师。

米勒在马斯克的表格中增加了新型低成本火箭性能和成本方面的参数，并在其他团队成员的帮助之下，重新完善了这一构想。不同于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俄罗斯人和其他国家发射的大型火箭，马斯克制造的火箭不会搭载大型卫星，而是瞄准低端卫星市场。借助于近年来迅速发展的计算机与电子技术，它最终将成为理想的更小载荷的新兴火箭。他的火箭直接瞄准太空产业的一大理论，即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大幅降低每次发射的成本并定期进行发射的话，将会为商用和科研使用有效载荷打开一个全新市场。马斯克对于他的想法能够走在潮流的最前沿很得意，并努力成为航天新时代的主力。当然，这些都还仅仅存在于理论层面，但很快就将付诸实践。PayPal已于2月上市，股价暴涨55%，马斯克知道eBay也想收购这家公司。在忙于构思如何制造火箭的同时，他的身家已经从几千万暴涨到了几亿美元。2002年4月，马斯克不再满足于仅仅是个宣传噱头这一想法了，他决定成立一家商业化的太空公司。他将坎特雷尔、格里芬、米勒和波音公司的航空工程师克里斯·汤普森(Chris Thompson)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想开一家太空公司，如果你们想入伙，那我们就开始干吧。”(格里芬本来想要入伙，但马斯克拒绝了他住在东海岸的请求，因此他婉拒了这一提议，而坎特雷尔在这次会议之后观望了几个月就走了，他认为这家公司风险太大。)

2002年6月，毫不起眼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成立了。在洛杉矶郊区埃尔塞贡多格兰大道东1310号，马斯克租了一间旧仓库用于开展太空事业，这一带的太空产业较繁荣。这幢建筑占地7.5万平方英尺，之前的租户是一家货运公司，他们把大楼的南侧用作后勤仓库，改装后设置了几个接货口，供货运卡车装卸货。这方便了马斯克直接开着他的银色迈凯伦进入大楼。除了这个仓库之外，大楼的其他地方都很简陋，只有水泥地面和一块40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面的木梁和隔热层都暴露在外面，形成一个弧形屋顶，看上去像是个飞机库。大楼的北侧是办公区，有几个办公隔间，空间大约可以容纳50人。SpaceX刚刚成立的第一个星期，运货卡车在大楼里进进出出，送来各种戴尔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和折叠桌——这些就是公司的第一批办公桌。马斯克走到其中一个卸货区，打开卷帘门，自己动手卸载设备。

马斯克很快把就依据自己的风格重新布置了SpaceX的办公室：在水泥地板涂上一层环氧树脂涂层，墙上刷的是白色乳胶漆。整个工厂以白色系为主，这样看起来既干净又敞亮。办公桌四散在工厂里，这样一来，毕业于常春藤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负责机器设计的工程师和负责制造硬件的电焊工、机械师都可以坐在一起。这一安排在业内算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航空公司都会让工程师和机械师分开工作，他们会在房租和人力都便宜的地方设立工厂，工程师和机械师往往相隔千里。

第一批员工入职时，他们被告知，SpaceX的目标是成为“太空行业中的西南航空公司”。SpaceX能够自己制造火箭推进器，然后向供应商采购火箭的其他零件。公司的立足之本是制造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廉的火箭推进器，并优化装配过程，这样一来，他们制造火箭的速度就会比其他公司更快，并且更省钱。这包括建造一种可移动的发射平台，它能够移动到不同的地点，将火箭从水平位置调整至垂直状态，然后再发射进入太空，一切都有条不紊。SpaceX打算迅速掌握这一流程，每个月多发射几枚火箭，以便从中盈利，这样就不会成为一家需要依靠政府资金才能存活的大型承包商了。

SpaceX将会开启美国火箭领域的新纪元，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现代化。马斯克认为，太空产业在过去的50年内并没有真正进步。航空公司之间少有竞争，尽管它们生产的产品性能极佳，但却造价高昂。它们发射的每一枚火箭都和法拉利一样又贵又好，但其实有时候便宜一点的本田雅阁就能满足要求。相比之下，马斯克会利用自己曾经在硅谷学到的新技术来经营SpaceX，充分利用在过去几十年里迅速发展的计算机和材料科学，使得整个公司运作得又快又好。作为一家私营企业，SpaceX还可以避免像政府承包商那样的浪费和成本超支。马斯克宣布SpaceX的第一枚火箭名为“猎鹰1号”，这是向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千年隼”号和自己致敬，因为他将是精彩未来的缔造者。当时，发射一枚550磅载荷火箭的成本至少需要3 000万美元，但马斯克承诺，“猎鹰1号”将能够搭载1 400磅的载荷，并且只需要花费690万美元。

秉持一贯的行事作风，马斯克为这一目标设置了近乎疯狂的时间表。SpaceX最早的一份报告显示，公司将在2003年5月和6月分别制造出第一台和第二台火箭推进器，7月完成火箭机身的生产，8月一切装配完毕，发射台将在9月准备完毕，首次发射将于2003年11月进行，这距公司成立仅15个月。登陆火星的计划被延至2010年年底。这些都是马斯克这个天真的、做事有逻辑的乐观主义者为员工定下的完成工作的时限。这是马斯克对自己和员工的最低期望，他幻想着员工们——他们有着各自的不足——都能为实现这个目标而不懈地努力工作。

当听说了这家新公司之后，太空爱好者们并不关心马斯克的时间安排是否切合实际，他们只是很激动，因为终于有人决定采用价格低廉且快速的运作方法了。一些军方成员早就已经提议给武装部队配备更强大的太空设备，他们称之为“太空快速响应”。一旦冲突爆发，军方希望特定任务卫星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如果做到这一点，将使目前这种需要花10年时间才能将卫星制造和部署完毕的模式遭到弃用。军方需要的是价格更低廉、更小巧的卫星，能够通过软件重新配置，一接到通知就能马上发射，类似于一次性卫星。“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将重新洗牌，”已经退休的空军上将皮特·沃登(Pete Worden)在美国国防部担任顾问时与马斯克结识，他说，“它会让我们在太空的响应速度和海陆空作战时一样快。”沃登的工作需要他随时关注尖端科技。他感觉自己遇到过的很多人只是在做白日梦，但马斯克看起来有理有据、知识渊博而且能力不凡。“我也曾与其他在车库里制造射线枪和其他设备的人交谈过，但很明显，埃隆的确与众不同，他很有远见，而且真正了解火箭技术，我对他印象深刻。”

同军方一样，科学家们需要低成本且快速地进入太空，能够发射实验设备并定期获得数据反馈，而一些医疗和消费品行业的公司同样对进入太空感兴趣，他们想要研究缺乏重力会对其产品性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虽然一枚便宜的运载火箭这个概念听起来不错，但一个家民营公司制造的火箭能否使用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你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快速搜索“火箭爆炸”，你会看到几千个关于过去几十年里发生在美国和苏联的火箭发射事故的视频。1957~1966年，单单美国就尝试发射过400多枚火箭，其中大约100枚坠毁并爆炸了5。大多数用于运载设备的火箭都是由导弹改造而成的，政府对此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并反复进行实验和调整。SpaceX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吸取过去的教训，而且它还拥有几名经验丰富的员工，他们都曾在波音和TRW之类的公司参与过火箭项目。但公司的预算仅够发射三四次，一旦接连遭遇失败，导致爆炸，便无法从头再来。“大家都觉得我们疯了，”米勒说，“在TRW公司，有一支团队来做这项工作，并且有政府的资金支持。但现在我们只有几个人，要制造一枚低成本的火箭，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成功。”

2002年7月，马斯克沉浸在成立新公司的喜悦中。eBay展开攻势，以15亿美元收购PayPal。这笔交易让马斯克获得了一笔流动资金，他向SpaceX投入了1亿多美元。有了这么一大笔投资，再没有人能够像当初收购Zip2和PayPal那样把SpaceX的控制权从马斯克手中夺走了。对于那些坚定地忠于马斯克、愿意和他一起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员工来说，这笔投资如同及时雨一般，足以支持他们之后好几年的工作。这笔资金也增强了马斯克的自信和声誉，让他在和政府官员会面时能够平起平坐，并对供应商们发号施令。

但接下来突然发生了一件让他猝不及防的事。贾斯汀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为内瓦达·亚历山大·马斯克。就在PayPal被eBay收购的消息公布时，刚刚出生10周的内瓦达夭折了。当时，夫妇俩给已经睡着的孩子掖好被子，让他平躺着睡觉，医生都是这么教父母的。当他们再次查看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称孩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是一种会导致婴儿死亡的意外事故。“当医务人员赶来为他急救时，他已经因缺氧太久而脑死亡了，”贾斯汀在为《美丽嘉人》撰写的文章中写道，“他在奥兰治县的医院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三天后我们决定摘下他的呼吸器。他就这么死在了我的怀里。埃隆明确表示他不想谈及内瓦达的死，我无法理解，就好像他无法理解我在人前的悲痛，他说我这是‘被感情牵着鼻子走’。于是我决定放下悲痛，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去诊所打算尝试试管婴儿。埃隆和我想要尽快再生一个孩子。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生了双胞胎和三胞胎。”后来，贾斯汀把马斯克的反应归因于小时候的痛苦遭遇而形成的防御心理。“他害怕黑暗，”她接受《时尚先生》杂志采访时说道，“他一直不断向前，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

马斯克只向最好的朋友敞开心扉，诉说自己心底的伤痛。但大多数时候，贾斯汀读懂了她的丈夫。他不明白把悲伤表达出来的好处。“谈论这种事只会让我极度悲伤，”马斯克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谈论这种极度伤心的话题。这对未来没有好处。如果你已经有了其他的孩子和责任，沉浸在悲痛里对身边的所有人都没有好处。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做什么。”

内瓦达夭折之后，马斯克让自己埋首于SpaceX的工作中，并迅速对公司的目标进行了扩展。他和航天承包商们讨论SpaceX可能开展的外包工作，但结果却让他很失望。听起来他们都要收取很大一笔费用，但工作进度却很慢。与其将这些公司制造的零件整合在一起，不如自己动手在SpaceX制造零件。“在总结了‘阿波罗’号飞船、X-34/Fastrac型火箭和以前的其他运载火箭项目的经验之后，SpaceX打算独立从事‘猎鹰’号火箭的全部开发工作，包括两台火箭推进器、涡轮泵、低温贮罐结构和制导系统。”SpaceX公司在网站上宣布，“内部开发工作加大了研发难度，所需的资金也增多了，但为了降低登陆太空的成本，我们别无选择。”

马斯克聘请的公司高管们可谓全明星阵容。米勒马上就开始了制造两台引擎的工作，它们分别以两种猎鹰的名字命名，即灰背隼(Merlin)和茶隼(Kestrel)。克里斯·汤普森曾经是一名水兵，曾在波音公司担任运营副总裁，管理德尔塔火箭和“大力神”号火箭的生产。蒂姆·布扎(Tim Buzza)也来自波音公司，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火箭测试专家之一。史蒂夫·约翰逊(Steve Johnson)曾经在JPL和其他两家商业太空公司任职，现在担任SpaceX的高级机械工程师。航空工程师汉斯·克尼格斯曼(Hans Koenigsmann)负责航空电子技术、制导和控制系统的开发。马斯克还聘请了格温·肖特维尔(Gwynne Shotwell)，她在航空领域经验丰富，作为SpaceX的第一位销售员，经过多年的升迁，最终晋升为总裁，成为马斯克的左膀右臂。

随后，玛丽·贝思·布朗也加入了团队，她如今是SpaceX和特斯拉的传奇人物。布朗——大家都叫她MB，作为马斯克的助手，一直忠心耿耿，他们的关系简直是电影《钢铁侠》中托尼·史塔克和佩珀·波茨的现实版。如果马斯克一天工作20个小时，布朗也会同样如此。在过去的几年里，她给马斯克买饭、预订行程、安排他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为他挑衣服、处理媒体要求，必要时，她会把马斯克拉出会议室，让他履行工作时间表。她是连接马斯克和他所有兴趣爱好的桥梁，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她是团队里一名珍贵无比的骨干人员。

布朗在SpaceX的早期文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她会留意很小的细节，比如办公室里红色宇宙飞船形状的垃圾桶；她还会帮助调节办公室里的气氛。当发生和马斯克直接相关的事情时，她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淡定、从容。在其他时候，她脸上总是露出温暖的微笑，让人如沐春风。“她总是说：‘亲爱的，你好。’”SpaceX的一名技术人员回忆道。布朗会收集别人发给马斯克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信，给它们取名为“一周笑料”，并发给大家，博大家一笑。曾经有一封信中画了一艘月球飞船的素描，页面上有一个红点。发这封信的人把这个红点手动圈出来，然后在旁边写上：“那是什么？血？”还有些信件提出了制造永动机的计划，并建议制造一个巨大的充气式兔子，用来阻止石油泄漏。有一段时间，布朗还负责管理公司的账目并在马斯克外出时处理公司业务。“她几乎独揽大权，”那位技术人员说，“她会说‘埃隆就是希望我这么做’。”

她最大的天赋可能是会看破马斯克的心理。在SpaceX和特斯拉的办公室里，布朗把她的办公桌安放在马斯克前方几英尺处，这样一来，大家必须经过她才能见到马斯克。如果有人需要申请采购一个高价物件，他们会在布朗面前等一会儿，如果她点头，他们就可以进去找马斯克申请；如果她摇头，他们最好赶快闪人，因为马斯克今天心情不佳。这种点头摇头的提示在马斯克心情极度暴躁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SpaceX的普通工程师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在学校时成绩优异。马斯克会亲自到顶尖大学的航天学院打听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经常会打电话到宿舍找这些学生并直接聘请他们到自己的公司工作。迈克尔·科隆诺(Michael Colonno)在进入斯坦福大学时就收到过马斯克的来信。“我还以为这是个恶作剧电话，”他说，“我开始还不相信，他居然成立了一家火箭公司。”在网上搜索了马斯克的信息之后，学生们都会愿意加入SpaceX。在近几年或者近几十年里，对于渴望探索太空的年轻航天人才来说，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进入一家有趣的公司、设计火箭，甚至成为一名宇航员，而不需要加入一家官僚主义横行的政府承包商。SpaceX的雄心壮志传遍业界，许多喜欢冒险的顶级工程师纷纷从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轨道科技公司离职，来到这家行业新贵工作。

在SpaceX成立的第一年中，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两个新员工加入他们的团队。凯文·布罗根(Kevin Brogan)是公司的第23名员工，他来自TRW公司。他在TRW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让他无法自由工作。“我管它叫乡村俱乐部，”他说，“在那儿根本没人干活儿。”布罗根在SpaceX面试后的隔天就开始工作了，他们让他在办公室里随便挑一台电脑用。“结果我自己去弗里电子商场买了所有必需品，又去史泰博办公用品商场买了把椅子。”布罗根说。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工作了12个小时后，他开车回家，睡了10个小时，然后又回到了工厂。“我累坏了，这简直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他说，“但我很快就爱上了这种工作方式，都无法自拔了。”

SpaceX决定开发的第一批项目之一是制造一台气体发生器，这是一种类似于小型火箭推进器的机器，能够产生热气。米勒、布扎和一群年轻工程师在洛杉矶组装了这台气体发生器，把它装进一辆小皮卡，带到加州的莫哈韦沙漠进行测试。莫哈韦是距离洛杉矶约100英里处的一座沙漠小镇，那里是缩尺复合材料公司(Scaled Composites)、XCOR航天公司和其他一些航天公司的测试中心。许多航天项目都在莫哈韦机场周围进行。这些公司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发射各种尖端飞机和火箭。SpaceX团队也来到这里，向XCOR借了一个试验台，它的大小正好可以放置那台气体发生器。初次点火发射在上午11点进行，维持了90秒。气体发生器启动了，但它释放出大量黑色烟雾，由于当天没有风，烟雾把机场控制塔都遮住了。机场管理人员冲到测试现场，把米勒和布扎训斥了一顿。机场领导和XCOR的一些人前来劝架，让SpaceX的工程师们不要紧张，明天再测试一次。作为领导人物，布扎决定发挥SpaceX永不放弃的精神，他叫来几辆卡车，运来了更多的燃料，并说服了机场管理人员，同意他们再测试一次。接下来的几天里，SpaceX的工程师们完善了整个流程，一天能够进行好几次测试，这是在机场进行测试的其他公司从来没有做到的。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测试，他们终于把气体发生器调试到了理想的状态。

他们又去了几次莫哈韦沙漠以及其他场地，包括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一个试验台和密西西比州的另一个试验台。在这次乡村火箭之旅中，SpaceX的工程师们在临近得克萨斯州中心区域的小城市麦格雷戈意外发现了一个300英亩的试验场。他们对这里感到很满意，建议马斯克把它买下来。多年前，海军曾在这里进行火箭测试，安德鲁·比尔在他的航天公司倒闭前也在这里进行过试验。“当比尔发现开发一枚能够将大型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需要3亿美元时，他就放弃了，并且留下了很多有用的基础设施，现在正好能为SpaceX所用，其中包括一座三层混凝土三脚架，支架像红杉树干那样粗。”记者迈克尔·贝尔费欧在《火箭专家》(Rocketeers)一书中写道。这本书记录了几家私营太空公司的崛起。

年轻的工程师杰里米·霍尔曼(Jeremy Hollman)就住在得克萨斯州，正好可以就近在那里的试验场工作。霍尔曼正符合马斯克的招聘条件：他在艾奥瓦州立大学取得了航天工程学位、在南加州大学取得了航天工程硕士学位。他在波音公司做过几年测试工程师，负责喷气机、火箭和宇宙飞船的测试。^[5]

霍尔曼在波音公司的时候受到各种限制，让他对大型航空公司没有好印象。他第一天到职的时候正值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两家公司合并为一家大型的政府承包商。公司举办了一次野餐活动来鼓舞士气，结果连这么简单的活动他们都办不好。“一位部门主管发表了一通演说，他说我们是一家有信念的公司，然后又说公司现在资金紧缺，”霍尔曼说道，“他要求所有人一分一厘都要节约。”之后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波音公司的每个项目都很庞杂并且非常烧钱。所以当马斯克以掀起行业巨变来游说的时候，霍尔曼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不能错过的机会。”

米勒已经为他想制造的两台火箭推进器构建了三维计算机模型。“灰背隼”是“猎鹰1号”第一级所需的推进器，能够将它发射离开地面；“茶隼”比它小一号，用来提供动力，它是火箭第二级所需的推进器，在太空中负责制导。霍尔曼和米勒联手确定出推进器的哪些零件SpaceX可以自己在工厂制造，哪些零件应该外部采购。对于那些需要外部采购的零件，霍尔曼需要去不同的机械工厂了解报价和交货期限。总有一些机械师告诉霍尔曼，SpaceX的日程安排太过疯狂。还有些工厂比较懂得变通，他们愿意尝试对现有的产品做出调整以满足SpaceX的要求，而不是完全从头开始制造。霍尔曼还发现，创新可以帮助他走得更远。比如说，他发现只要改动一下现成的汽车排污阀的密封部分，就能符合火箭燃料的使用条件了。

在SpaceX位于加州的工厂制成了第一台火箭推进器之后，霍尔曼把它和很多其他设备装进了一辆V–Haul拖车。他将拖车挂在白色悍马H2后面，载着4 000磅的设备沿着10号公路从洛杉矶一路开到了得克萨斯州的试验场^[6]。把推进器送达得克萨斯州之后，SpaceX开始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团队合作。冒着被响尾蛇、火蚁攻击的危险，忍受着与世隔绝的孤独和酷热，布扎和米勒带领的团队开始探索推进器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压力很大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爆炸，工程师们很委婉地称之为“毫无预兆地快速解体”。这将考验这群工程师的努力和技术是否真正过关。成功之后，SpaceX的员工们用纸杯喝了一瓶价值1 200美元的人头马庆祝，开着悍马回到了公司的公寓，而且还幸运地通过了酒驾测试。从那以后，从加州到试验场的这段艰苦跋涉被戏称为“得州牛车之旅”。SpaceX的工程师们会连续工作10天，然后回加州过个周末，随后又回来继续工作。为了缓解长途颠簸之苦，马斯克有时会允许他们搭乘他的私人飞机。“他的私人飞机只能载6个人，”米勒说，“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坐在卫生间里的话，就能载7个人，我们一直是7个人乘一架飞机。”虽然海军和比尔遗留下一些试验装置，SpaceX还是得制造很多定制设备。其中最大的设备是一座长约30英尺、宽约15英尺、高约15英尺的水平试验台，还有一座两层楼高的互补垂直试验台。推进器需要点火时，工程师们会把它绑在其中一座试验台上，配备几个感应器来收集数据，并通过几台摄像机进行监视。工程师们躲在一边的沙坑内，那里有一个可以用来掩护的路堤。如果哪里出错了，他们会通过网络摄像头查看反馈信息，或打开一个舱口盖，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虽然附近农场的动物们似乎不太高兴，但镇上的本地人倒很少抱怨有噪声。“奶牛具有与生俱来的防御机制，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开始绕圈跑，”霍尔曼说道，“我们每次给推进器点火时，牛群都会四散开来，形成一个圈，把幼崽保护在内圈。我们在那儿安装了个摄像机用于观察它们。”

“茶隼”和“灰背隼”都遭遇了挑战，工程师们会对它们轮流进行工程学测试。“我们会运行‘灰背隼’，直至我们耗尽硬件或遇到某种困难，”米勒说道，“然后，我们会运行‘茶隼’，我们总在忙活儿。”几个月以来，SpaceX工程师们每天早上8点到达试验场，进行12个小时的推进器测试，随后下班，去牛排馆吃饭。米勒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可以用来查看测试数据，发现引擎哪里发热、变冷或出现瑕疵。他会给加州打电话，提出修改硬件的要求，工程师们便会重新设计零件，然后寄到得州去。得州的工人们经常利用铣床和车床自己修改米勒所要求的零件。“‘茶隼’已经测试得差不多了，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时刻，是我们在车间里把网购来的材料，从惨不忍睹变得性能优越。”米勒说。一些在得州的团队成员甚至已经能够在三天内制造出一台可以用于测试的推进器。公司还要求这些员工熟悉软件。他们会通宵达旦地为推进器制造一台涡轮泵，第二天晚上接着干活儿，调整一系列应用程序来控制推进器。霍尔曼一直在做这种工作，他是个全才，但他不是唯一一个能做到这点的人。出于必要和冒险精神，这群头脑敏捷的年轻工程师个个都拥有跨学科的本领。“这一经历令我们痴迷，”霍尔曼说道，“尽管你才二十四五岁，但他们那么信任你，会让你觉得充满力量。”

为了能够升空，“灰背隼”推进器需要燃烧180秒。一开始，这对得克萨斯州的工程师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引擎最多只能燃烧0.5秒，然后就会失灵。有时，“灰背隼”在试验时晃动得非常厉害；有时它不能适应新材料；还有可能会发生破损，需要升级主要零件，比如把一根铝歧管换成由更独特的铬镍铁合金制作的歧管，这样就能适应极端温度。有一次，一个燃料阀没能正确打开，造成整台推进器被炸毁。还有一次测试出错，整个试验台都被烧毁了。一般都是布扎和米勒负责打电话给马斯克报告这些小缺陷。“埃隆很有耐心，”米勒说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同一天运行了两个试验台，结果炸毁了两台设备，我告诉埃隆，我们可以再试另一台推进器，但我当时真的很泄气，又累又抓狂，简直不想跟埃隆说话了。我对他说，‘我们可以把另一个玩意儿放在那儿，但我今天已经受够了，今天真够倒霉。’他说对我，‘好吧，没事的，冷静点。我们明天重新再来。’”后来，埃尔塞贡多的同事对他们说，那天，当在电话里听到米勒受挫又苦恼的声音时，马斯克简直要哭了。

马斯克不能忍受的是找借口推脱或者缺乏明确的工作计划。霍尔曼在领教过马斯克的标志性拷问后领悟到了这一点。“这是我接过的最糟糕的一通电话，”霍尔曼说道，“测试出了问题，埃隆问我要多久才能修好，我当时没有马上回答。他说，‘你必须回答，这对我们公司很重要，所有事情都取决于此，你怎么能一无所知呢？’他直截了当地追问我。我以为应该快点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才对，但之后我领悟了，更重要的是了解全面信息之后再告诉他。”

有时，马斯克会直接参与实验过程。其实，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SpaceX试图完善推进器的冷却室。公司以7.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几个冷却室，并向里面注水以测定其抗压能力。在最初的测试中，其中一个比较贵的冷却室破裂了。然后，第二个冷却室又在同样的部位裂开了。马斯克要求进行第三次测试，工程师们在一旁战战兢兢地看着。他们认为大概是水压太大了导致的，马斯克这么做会把所需的设备全部弄坏。在第三个冷却室破裂后，马斯克将硬件送回加州，把它放在工厂地板上，在几名工程师的帮助下开始把环氧树脂装进冷却室，看看会怎么样。“他不怕亲自动手，”米勒说道，“他当时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意大利名牌，最后都弄脏了。他们一整晚都在那儿做实验，但不管怎么做，冷却室都会破裂。”马斯克认为硬件存在缺陷，他验证了自己的假设，便迅速采取行动，让工程师想出新的解决方案。

这些行动虽然只是尝试性的，但很有成效。SpaceX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团队氛围，就像一个亲密的大家庭，一起抵御别人的质疑。2002年下半年的时候，公司还只拥有一座空仓库。一年后，这个仓库看起来已经像个真正的火箭工厂了。“灰背隼”推进器从得克萨斯州运送过来，放入装配线中，这样一来，机械师们就能把它们和火箭主体(即火箭的第一级)组装起来。随后，公司建立了更多站点，将第一级的火箭和第二级连接起来。他们利用起重机把零件吊起来，还铺设了蓝色的金属运输轨道，将火箭机身从一个工作站运送到另一个工作站。SpaceX还开始制造整流罩，能够在发射过程中保护火箭运载的设备，然后像蛤蜊一样打开并卸载设备。

SpaceX还得到了一个客户。根据马斯克的计划，第一枚火箭将于2004年年初在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为美国国防部运载一枚名为TacSat–1的卫星。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每天工作20小时、每周工作6天已成常态，很多人的工作时间甚至更长。他们只有在周日晚上8点左右才能休息一会儿，那时马斯克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工作电脑玩一会儿“雷神之锤III竞技场”和“反恐精英”之类的射击游戏。在那段指定的时间里，子弹上膛的声音在办公室里此起彼伏，大约20个人在那儿持枪作战。马斯克在游戏中的名字是Random9，他总是赢，喜欢讲脏话来干扰对手，然后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员工炸死。“CEO总是用火箭和等离子枪打我们，”科隆诺说道，“更糟糕的是，他对这种游戏很拿手，反应超级快。他了解所有的招数，知道怎么偷偷接近我们。”

即将进行的火箭发射激起了马斯克的销售员本能。他想向大众展示他勤奋的员工们的成果，为SpaceX赢得一些关注。马斯克决定在2003年12月向公众展示“猎鹰1号”的原型。他们准备用一台特制的设备将7层楼高的“猎鹰1号”连同SpaceX的移动发射系统运到联邦航空管理局总部的外面。随后他们将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昭示天下，他们已经制造出了现代化、智能化并且价格更低廉的火箭。

SpaceX的工程师们对这种营销手段不感兴趣。他们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就是为了制造能让SpaceX站稳脚跟的商用火箭。马斯克把他们从得州叫回来制作一个漂亮的实物模型，他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好了。“在我看来，这是很无聊的事情，”霍尔曼说道，“这个模型毫无用处。但在埃隆看来，它会帮助我们从政界要人那里赢得很多支持。”

在制作火箭原型的时候，霍尔曼体会到了为马斯克工作带来的喜怒哀乐。他的眼镜在几个星期前从脸上滑落，掉进得州试验场的一条火焰导管里了。于是霍尔曼只能戴上一副老式的护目镜^[7]，但是，当他试着钻到引擎下面的时候，刮到了镜片，这副眼镜也坏了。由于没有时间去配眼镜，霍尔曼变得很急躁。工作时间长、眼镜刮花、作秀，事情实在太多了。

一天晚上，他在工厂里发牢骚，没留意到马斯克就站在附近，并听到了一切。两个小时后，玛丽·贝思·布朗出现了，她拿了一张预约卡，让他去眼科专家那儿看病。当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发现马斯克已经支付了手术费。霍尔曼说，“埃隆对工作的要求很高，但他会先清除你前进路上的障碍物。”深思熟虑之后，他也接受了马斯克关于华盛顿计划的长远打算。霍尔曼说，“我觉得他是想让SpaceX看起来更真实一些，如果你把一枚火箭放在别人的院子里，人们就没法说它子虚乌有了。”

在华盛顿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几个星期之后，SpaceX宣布了另一项令人惊讶的决定。尽管SpaceX连一枚火箭都还没有发射过，但它已经在计划下一枚火箭了。他们将在制造“猎鹰1号”的同时制造“猎鹰5号”。从名字来看，这枚火箭将拥有5台引擎，能够装载更重——重达9 200磅——的设备，并将其送入低地轨道。最重要的是，“猎鹰5号”在理论上能够到达国际空间站，完成补给任务，这将给SpaceX带来更多与NASA合作的机会。此外，由于马斯克非常重视安全性，据说这枚火箭能够在3台引擎失灵的情况下继续完成任务，这在过去几十年是闻所未闻的。

完成这一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SpaceX成立之初所承诺的那样，即本着硅谷创业精神来做。马斯克一直在寻找头脑灵活的工程师，他们不仅要在学业上表现出色，还要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一些特别的成就。当发现优秀的人才时，他会使出浑身解数把他或她招至麾下。打个比方，马斯克在莫哈韦机场飞机库举办的一场航天大会上遇到了一个人，但不一会儿，他就已经向那个人发出工作邀请了。这个人就是布莱恩·加德纳(Bryan Gardner)。加德纳的一部分学术工作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赞助的。“埃隆说‘我们会帮你偿还赞助费’,”加德纳说道，“于是，我在下午两点半把简历发给他，30分钟内他就逐项回复了我邮件里的所有内容。他说，‘希望你面试的时候能够具体地描述你的工作，而不是用一些专业术语。’他愿意花时间做这些细枝末节的事，这打动了我。”受聘之后，加德纳负责改进“灰背隼”引擎阀门的测试系统。引擎有几十个阀门需要测试，人工测试一个阀门通常需要花3~5个小时才能完成。6个月后，加德纳开发了一个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阀门测试的自动化系统。这一设备能够追踪单个阀门，这样一来，得克萨斯州的工程师就能了解某一特殊零件的阀门了。加德纳说道，“没有人愿意负责这项工作，但我完成了，这让我在公司树立了威信。”

随着新员工陆续履职，除了原有的几栋办公楼外，SpaceX在埃尔塞贡多的几栋楼也都挤满了人。工程师们运行着复杂的软件，传输大型的图形文件，需要所有办公室之间的网络速度足够快。但大楼里的其他公司阻挠他们铺设光纤网络。与其花时间和其他公司争论，曾经和马斯克一起在Zip2和PayPal共事过的IT主管布兰登·斯派克斯(Branden Spikes)另辟蹊径，想出了一个更快的解决方案。他在电话公司工作的朋友帮他画了一张图，说明如何把网络电缆安全地夹在电线杆的电力线和电话线中间。深夜两点，一群人蹑手蹑脚地开着车载升降台出现了，他们安全地把光纤插进电线杆，直接将网线拉到了SpaceX的大楼里。“我们用一个星期就搞定了这件事，而不是花几个月去获得许可，”斯派克斯说道，“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看似无法克服的挑战，我们只能团结起来把它打败。”

无论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马斯克总是不遗余力地督促员工做得更多更好。斯派克斯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马斯克的家里安装他的专属游戏设备，这使计算机的运行能力达到了极限，需要在设备内部用一系列水管来冷却。其中一台游戏设备总是发生故障，斯派克斯发现，这是因为马斯克家里的电力线太脏了，他在游戏室安装了一根专用电线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项额外的工作没有让斯派克斯赚到加班费。“有一次，SpaceX的邮件服务器崩溃了，埃隆咬牙切齿地说‘我不希望这种事再次发生’,”斯派克斯说，“他会一直瞪着你，直到你理解了他的意思，才会将目光移开。”

马斯克一直在寻找能够跟得上SpaceX的创造力和步调的承包商。与其盲目地在航天领域乱找，他宁愿在不同领域寻找具有相似经历的供应商。一开始，SpaceX需要采购燃料罐——这是火箭的主体。马斯克在中西部找到了几家公司，它们制造过乳制品和食品加工行业使用的大型金属农用储存设备。这些供应商还尽力与SpaceX的日程保持步调一致。马斯克总是乘飞机去往美国各地，拜访这些供应商，有时他会搞突然袭击，去查看承包商的工作进度。有一次，马斯克去威斯康星州一家名为Spincraft的公司视察。马斯克和几名员工坐着他的私人飞机远道而来，他们晚上很晚才到达，以为会看到一群工人加班加点帮他们制造燃料罐。结果马斯克发现，Spincraft的工作进度远远落后于原定计划，他对Spincraft的一名员工说道，“你们拖了我们的后腿，这让我很不爽。”Spincraft的总经理戴维·施密茨(David Schmitz)说，“马斯克的苛刻是出了名的，他总会亲自来追踪进度。”“如果埃隆不高兴了，你要知道，”施密茨说，“事情会变得非常不愉快。”在那次视察之后的几个月，SpaceX在公司内部增设了焊接岗位，这样他们就能抛弃Spincraft，自己在埃尔塞贡多制造燃料罐了。

有一位业务员乘飞机来到SpaceX，推销一些技术性基础设施。他采用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业务员基于人际关系形成的一套标准流程——拜访、说一会儿话、感受对方的态度，然后开始谈生意。马斯克不吃这一套。“那个家伙进来以后，埃隆问他为什么他们要见面，”斯派克斯说，“他说，‘是为了拉拉关系。’埃隆回答说，‘好吧，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潜台词是‘滚出我的办公室’。这个家伙花了4个小时来这儿，结果见了他两分钟就离开了。埃隆对这种事最没有耐心了。”埃隆对于没有达到他标准的员工也一样苛刻。“他总是说，‘如果你想解雇某人，就应该马上解雇，否则只会浪费彼此的时间。’”斯派克斯说道。

SpaceX的大多数员工都很渴望参与公司的冒险，也试着避免让自己受到马斯克严格标准和苛刻行为的影响。但有时候马斯克做得太过火了。每次在新闻里看到马斯克宣称猎鹰火箭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工程师们都会特别愤怒。有一段时间，马斯克还雇用了几个制作纪录片的人跟拍自己。这激怒了SpaceX工厂里长期埋头苦干的员工。他们觉得马斯克已经极度自我膨胀，他认为SpaceX已经是整个航天产业的老大了，但他们甚至还没有成功发射过一枚火箭。有些员工发现了“猎鹰5号”的缺陷或者提出让“猎鹰1号”能够更快完工的建议，但马斯克总是无视他们，甚至用更加恶劣的态度对待他们。这证明埃隆已经跑偏了。“他对待员工的这种态度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一位工程师说道，“工程师都认为自己是公司的重要资产，但很多很优秀的工程师却因为一些与己无关的事被迫离开了公司，或者被直接开除了。”

2004年年初，SpaceX本来计划这时发射火箭，但最终计划没能成行。米勒及其团队制造的“灰背隼”引擎是有史以来最高效的火箭引擎。测试引擎所花的时间比马斯克的预期久了一点。最终，2004年秋，引擎达到了发射要求。这意味着米勒和其团队终于能够松口气了，但SpaceX的其他员工开始忙活儿起来了。米勒在SpaceX的工作可谓“关键路径”，他在马斯克的高压之下支撑着公司进入下一个阶段。“引擎准备好之后，就轮到大家开始恐慌了，”米勒说道，“没人知道成为‘关键路径’会是怎样一番滋味。”

很快，大家发现引擎还是存在很多重大问题。航空电子设备，包括导航、通信和火箭整体管理系统都成了噩梦。还有许多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比如，能够与火箭主计算机对话的闪存驱动器因为不明原因发生故障。管理火箭的软件也出了大问题。“最后10%的工作就是整合整个火箭，但你现在才发现这些设备无法一起运作，”米勒说道，“这种情形持续了6个月。”最终，2005年5月，SpaceX将火箭运送至距离工厂180英里处的范登堡空军基地进行试发射，最后在发射台完成了一次为时5秒的点火。

对于SpaceX来说，去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火箭很方便，那里靠近洛杉矶，还有几个发射台可供选择。尽管如此，SpaceX还是成了不速之客。空军对SpaceX的到来表现得很冷淡，专门负责发射场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向他们提供特别的帮助。洛克希德公司和波音公司当时也在范登堡为军方发射价值10亿美元的间谍卫星，他们同样无视SpaceX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SpaceX对他们的业务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家公司在他们的贵重物品附近转悠。当SpaceX从测试阶段进展到发射阶段时，发射场管理方告诉他们需要排队，可能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发射。“即使他们同意我们发射了，很明显，我们也不愿意等到那时候。”格温·肖特维尔说。

为了寻找新的发射场，肖特维尔和汉斯·克尼格斯曼用墨卡托投影仪将世界地图投影在墙上，沿着赤道寻找合适的地点。在赤道附近，地球的自转速度更快，能够为火箭发射提供额外的助力。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名字是夸贾林岛，或称为夸贾林环礁，它是太平洋上位于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一座环状珊瑚岛，属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这个地方之所以给肖特维尔留下印象，是因为美国军方几十年来一直利用它作为导弹发射场。肖特维尔找到了测试场中一位陆军上校的联系方式，给他发了一封邮件。三个星期之后，肖特维尔收到了军方的回电，他们表示愿意让SpaceX在岛上发射火箭。2005年6月，SpaceX的工程师把设备装进集装箱，将它们运往夸贾林环礁。

夸贾林环礁由大约100座小岛构成。很多小岛的长度仅数百米，而宽度远远小于其长度。彼得·沃登(Pete Worden)曾作为国防部顾问造访这里，他说：“从空中往下看，这个地方好像一根细绳上串着无数美丽的小珠子。”这里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座名为艾比耶的小岛上，美国军方已经接管了位于最南面的夸贾林岛，把它变成了热带天堂兼邪恶博士的秘密巢穴。美国花了几年时间把弹道导弹从加州发射至夸贾林岛，在“星球大战”计划^[8]期间，他们利用这座小岛进行了太空武器实验。他们从太空中将激光束瞄准夸贾林，查看它们是否能够精确敏锐地拦截射向这些岛屿的洲际弹道导弹。军队的驻扎使岛上建筑林立，包括高大的、没有窗户的梯形混凝土建筑，很明显，这是某个靠与死神打交道谋生的人设计的。

为了到达夸贾林，SpaceX的员工们搭乘马斯克的私人飞机或商务飞机从夏威夷转机。他们住在夸贾林岛上的一个两居室里，那儿看起来不像酒店房间，更像是宿舍，尤其是有那些军用的衣柜和书桌。工程师所需的所有材料都必须由马斯克的私人飞机运过来，更常见的情况是由夏威夷或美国出发的船只运送过来。SpaceX团队每天早上集合，带着装备坐45分钟的船到达奥麦利克岛，他们要把这座占地只有七英亩，长满棕榈树和植被的小岛改造成自己的发射台。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小队人马将树木砍倒、灌注水泥来支撑发射台，并将一辆双倍宽度的拖车改造成办公室。这些工作十分消耗体力，那里湿度大，并且阳光很猛烈，能够穿过T恤灼伤皮肤。最后，有些工人宁愿睡在奥麦利克岛上，也不愿意坐船经由汹涌的海面回到主岛。“有了床垫和折叠床，办公室直接变成了卧室，”霍尔曼说道，“然后我们用船运来冰箱、烧烤架，还自己安装了淋浴器。我们试着让一切看起来不像是野营，而是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里每天早上7点日出，SpaceX团队也是在这个时间开始工作。他们先开几个会，确定要做些什么，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当大型设备运到后，工人们将火箭机身水平地放在一个临时机库里，花好几个小时将所有零件安装上去。“我们总是有事做，”霍尔曼说道，“如果引擎没问题，那么航空电子设备或软件就会出问题。”晚上7点，工程师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其中一两个人会主动做晚饭，他们会做牛排、马铃薯和意大利面，”霍尔曼说道，“我们有一台DVD播放器和很多电影光盘，还有人在码头钓鱼。”对于许多工程师来说，这是一段曲折又奇妙的经历。“在波音公司工作，你会觉得很舒适，但在SpaceX，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SpaceX的一位技术专家沃尔特·西姆斯(Walter Sims)在夸贾林的时候利用空闲时间获得了潜水证书，他说，“在岛上的每个人都是明星，他们经常举办关于无线电或火箭引擎的研讨会，这里真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工程师们总是为马斯克愿意投资哪些东西，不愿意投资哪些东西而苦恼。总部有人提议购买一台价值20万美元的设备或昂贵的零件，这对“猎鹰1号”来说是必要的，但马斯克会拒绝这一申请。他却很愿意花差不多的钱给工厂地板铺一层发光面，因为这样看起来会好看一些。在奥麦利克岛上，工人们希望在飞机库和发射台之间铺设一段200码的小路，这样会使运输火箭方便一些，但马斯克拒绝了。这让工程师们只能利用古埃及人的方法搬运火箭及其支撑结构。他们放置了很多木板，让火箭在木板上滚动前进，然后把最后一块木板从后面移到最前面，依次循环来搬运火箭。

整个情况变得很滑稽。一家刚刚起步的火箭公司试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完成一项人类已知的最困难的工作。但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SpaceX团队成员知道怎么发射火箭。他们经常把火箭放在发射台上，垂直竖立几天，然后在技术和安全检查时就会发现新问题。工程师们会在火箭上长时间工作，直到他们精疲力竭才把火箭放平送回机库，以防空气中的盐分对火箭造成损坏。几个月前在SpaceX工厂从事推进系统、航空电子系统和软件工作的几个团队，全部聚集到这个岛上通力合作，这把每个人都被逼成了跨学科的人才。这一经历让他们学会了很多。“除了多出一枚火箭之外，这里简直像是‘盖里甘的岛’^[9]。”霍尔曼说。

2005年11月，在他们初次登岛后的6个月，SpaceX团队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发射火箭了。马斯克和他的兄弟金巴尔也来到了岛上，和其他团队成员一起住在夸贾林的宿舍里。11月26日，少数几个人在凌晨3点就起床了，他们往火箭里注入了液态氧。然后，他们躲到了约3英里外的小岛上找掩体，而SpaceX团队的其他成员则在夸贾林岛上距离其25英里的控制室内监视着发射系统。军方给了SpaceX6个小时的发射时间。所有人都希望第一级能够成功升空，达到约6 850英里的时速，然后进入第二级，在空中点火并达到1.7万英里的时速。但是，当进行发射前检查时，工程师们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液态氧气罐上的一个阀门无法关闭，这导致液态氧以每小时500加仑的速度蒸发到空气中。SpaceX团队赶紧修理了阀门，但火箭因损失了太多燃料，无法在发射期限内进行发射。

发射任务中止后，SpaceX从夏威夷调来了液态氧补给，准备在12月中旬再次发射。但大风、阀门故障及其他问题导致发射再次受阻。就在SpaceX准备进行下一次发射时，某个周六的晚上，工程师发现火箭的配电系统发生故障，需要更换新的电容。周日早上，他们把火箭放平，分成两段，这样技师就能进入内部拆下电路板。有人发现，明尼苏达州一家电子产品供应商周日照常营业，于是他们派出一名员工乘飞机去买了一些新的电容。周一的时候，他在加州的SpaceX总部测试这些电容是否能够通过各种热度和振动测试，之后他又乘飞机回到岛上。在不到80个小时的时间里，电子设备已经恢复正常运转，被重新装回火箭里。SpaceX的30人团队在身处逆境时紧紧团结在一起，鼓舞了岛上每个人的士气。传统的300人火箭发射团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坐着飞机去解决问题。但SpaceX团队的能量、智慧和资源依旧没能克服他们缺乏经验的劣势和困难的条件。之后又有更多问题出现，阻碍了发射进程。

2006年3月24日，终于万事俱备。“猎鹰1号”矗立在方形发射台上，准备点火。它冲上云霄，下面的小岛变成了一个绿色的小点。马斯克穿着短裤、平底人字拖和T恤衫，在控制室内踱着步，观看着发射过程。大约25秒后，他们发现发射并不顺利。“灰背隼”引擎的上方失火，本来垂直向上飞的火箭突然开始旋转，最后失控坠落到地面。“猎鹰1号”直接落到了发射场上。大多数残骸掉进了距发射台250英尺的暗礁中，火箭搭载的卫星设备把SpaceX的车间屋顶撞得粉碎，幸好卫星还算完整。一些工程师带上潜水管和潜水装置跳到水中寻找火箭残骸，并把找到的所有残骸装到两个冰箱那么大的板条箱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成功发射火箭的公司可能也是一路捡着残骸挺过来的，”马斯克在事后分析报告中这样写道，“一个朋友告诉我，飞马火箭发射了9次，只有5次成功了；阿丽亚娜火箭发射了5次，只有3次成功；阿特拉斯火箭发射了20次，只有9次成功；‘联盟’号火箭发射了21次，只有9次成功；‘质子’号火箭发射了18次，只有9次成功。在直接体验了进入轨道有多难之后，我对那些坚持制造火箭的人充满了敬佩之情，他们是当今太空发射事业的中流砥柱，”马斯克在文章的最后写道，“SpaceX将继续努力，无论上天入地，不成功誓不罢休。”

马斯克和其他SpaceX主管把这次坠毁归咎于一名技师，但他们未透露姓名。他们说，这名技师在发射前一天进行火箭检测工作，没有拧紧燃油管上的一个配件，导致配件破裂。有问题的这个基础配件是一个铝制的B型螺母，通常用来连接两条管道。这名技师正是霍尔曼。在火箭坠毁之后，霍尔曼飞回洛杉矶，与马斯克当面对质。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猎鹰1号”的生产，当马斯克把责任推到他和他的团队身上时，他感到愤怒异常。霍尔曼知道，他肯定拧紧了那枚螺母，NASA的观察员也检查了他的工作。当霍尔曼愤怒地冲进SpaceX的总部时，玛丽·贝思·布朗试着让他冷静下来，让他别去找马斯克。霍尔曼根本不听劝阻，二人在马斯克的房间里大吵起来。

对所有残骸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证明，那枚B型螺母是因为在夸贾林的含盐空气中存放了几个月而腐蚀了，所以才会破损。“火箭的一侧因为覆盖了一层盐所以生锈了，你必须把它刮掉，”米勒说，“但我们3天前做过静电点火测试，一切都是正常的。”为减轻50磅的重量，SpaceX尝试用铝制部件代替不锈钢。当过海军的汤普森曾见到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采用了铝制零件且一切正常。米勒曾看到停放在卡纳维拉尔角的飞机40年来依然完好无损，该飞机也采用了铝制B型螺母。多年以后，一些SpaceX的高层依然认为处理霍尔曼和其团队的决定不正确。“他们是我们最棒的伙伴，归罪于他们，只是为了给世人一个交代，”米勒说道，“这真的很糟糕，我们后来发现这只是因为不走运而已。”^[10]

火箭坠毁之后，很多人都在主岛上的酒吧里借酒消愁。马斯克希望在6个月内再次发射火箭，但重新组装一枚新火箭的工作量十分庞大。虽然SpaceX在埃尔塞贡多还有一些可以使用的设备，但这对于一枚随时可以发射的火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工程师们在喝酒时发誓，要用一种更规范的方法制造下一枚火箭，要团结起来做得更好。沃登希望SpaceX的工程师们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他代表国防部观察他们很久了，他赞赏他们的干劲儿，但不赞同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做起事来就跟硅谷那群毛头小子在开发软件时一样，”沃登说道，“他们会通宵达旦地试这个试那个。我已经见过几百种这类试验，但我认为这没什么用。”在第一次发射之前，沃登曾经试图提醒马斯克，他给马斯克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分别寄了一封信，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埃隆没有采纳我的看法。他对我说，‘你懂什么？你只是个天文学家。’”沃登说。但在火箭爆炸之后，马斯克建议沃登代表政府展开调查。“为此我高度赞扬了埃隆一番。”沃登说。

一年后，SpaceX准备好再次进行火箭发射。2007年3月15日，试点火成功。3月21日，“猎鹰1号”终于升空。它从棕榈树环绕的发射台上一跃而起，冲向太空。它飞了几分钟，工程师们在这期间一直报告系统一切正常，处于极佳的状态。3分钟后，火箭的第一级解体，并掉落地球，“茶隼”引擎按计划开始启动，准备将第二级送入轨道。控制室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接下来，在第4分钟的关口上，火箭上方的整流罩也按计划张开了。“一切都按计划实现了，”米勒说道，“我就坐在埃隆旁边看着他，‘我们做到了。’我们抱在一起，相信火箭最终会进入轨道。但后来，火箭又开始摆动。”在那5分多钟里，SpaceX的工程师们觉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猎鹰1号”上的一台摄像机指向下方，显示地球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火箭正有条不紊地进入太空。但随后米勒发现火箭由摇摆变成胡乱抖动，设备失控、解体，最后爆炸了。这一次，SpaceX的工程师们很快就找到了发生故障的原因。由于推进燃料逐渐被消耗，燃料罐中剩下的燃料开始在罐子里来回旋转搅动，就像红酒在酒杯里晃动一样。晃动的推进燃料引起火箭摆动，达到一定程度时，引擎的一个开口暴露出来。当大量空气进入引擎时，就燃烧起来了。

这次失败对于SpaceX的工程师来说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有些人已经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往返于加州、夏威夷和夸贾林。等到SpaceX能进行下一次发射时，距离马斯克的最初目标已经过去了4年，马斯克通过互联网产业积累的财富很快就要花光了。马斯克曾信誓旦旦地告诉大众，他不成功决不罢休，但公司内外的人都知道，SpaceX的资金可能只够再进行一两次发射了。尽管财务状况让马斯克变得很焦躁，但他几乎从不把这一面表现在员工面前。“埃隆让员工不要担心资金问题，这一点很好，”斯派克斯说道，“他总是告诉我们精益和成功的重要性，但是他也从来不会说‘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就结束吧’，他总是很乐观。”

失败似乎完全没有影响马斯克对未来的展望，也没有令他质疑自己的能力。他在混乱之中和沃登一起环游了这些小岛。马斯克开始自言自语，说如何将这些岛屿整合成一片陆地。他提议，在岛屿之间的通道上建造防护墙，并本着荷兰人填海造陆的精神将水抽干。同样因奇思妙想而闻名的沃登被马斯克的勇敢折服。“他想的这件事真是太酷了，”沃登说道，“然后他和我讨论了火星移民计划。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让我印象深刻。”